薛兆丰：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我们假设自己是一群外星人，远远地去观察地球，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我们假设自己是一群外星人，远远地去观察地球，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
地球上虽然有很多动物，但是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社会，一种是狮子虎豹，一种是人类。
动物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竞争社会，老虎要吃肉就必须直接面对激烈的竞争，爬树游泳、观察奔跑，用尽力气才能勉强果腹。
人类社会有竞争吗？当然也有，但是我们的竞争方式比较迂回。比如这里有一块肉，我们不会看准了拿起来就走，如果你拿了，别人就会提醒你说，这是薛老师的肉。
这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不同。人类通过他人的利益来反向自己的利益。那么人类的大脑是如何绕了一圈又一圈的逻辑做到这点的？其实根源就在于想象力：我只有了别人的肉，别人才有可能来我的肉。
这种独特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睡觉，而不用风餐露宿地去寻找食物，让弱小的人类从众多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最富足的种群。
1月14日，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登上混沌社，主讲《想象力削平的世界》。
国家为什么会有钱？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抢我们的。
相信吗？以前是相信的。但是去了很多次故宫之后你就知道，即使是把的生活抢过来，也还是很悲催的生活。
我们看穿越剧的时候，看到后宫三千佳丽很多联想对不对。但是的妃子到底漂不漂亮？我们想象一下，两个礼拜不能洗澡，不能洗头，脚还裹着，我们自己试一下，就知道这些人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投资能带来增长吗？单纯的投资也不能带来增长。就好像一个堆满了原材料的厨房，没有一个好的厨师，是很难出现丰盛的美食。
今天我们去马尔代夫度假，马尔代夫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伸手就能摘到香蕉，但是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富裕的地方还是贫穷的地方？
我们生活的富足越来越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之上，我们的富足来自思想资源。
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可以满足我们非常低端的生活需要，但是不断创造价值的，一定是思想和想象力。
上个月我和周其仁老师（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煜全老师（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一起去美国考察，看美国的创新市场，看到今天的创新创业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趋势：
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做什么研究，仅凭兴趣去做。今天你凭一个兴趣去做研究，很难走得远了。今天科研机构做什么研究，走什么方向，背后其实是资本驱动的。
前两年有一个号召关心“渐冻人”的公益活动，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这样的互联网大佬挑战冰桶运动，声势浩大。有用吗？我觉得真没用。
科研机构研究治什么病，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决定的。世界上的罕见病无穷多，但是科研资源只有一点点，所以先攻克哪种疾病，不是科技大佬们号召起来的，而是说，我科研投入一块钱，最终能救多少人决定的。边际收益最好的优先。
“渐冻人”排的上号吗？这场活动没有作用，根本原因其实是医疗科研也有很强的经济规律在背后。
过去美国的科研创新多由美国资助，（投黑马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资金的投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专利研发出来以后，大量的知识产权就归所有，大量的专利就躺在专利局里面。
1980年发布的《拜杜法案》就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而产生。法案中：知识产权本身可以继续由拥有，但是发明人、科研机构可以拥有他的商业开发权。
本来收的也是纳税人的钱，那不如我大方一点，把专利的使用权放开。通过这样的法案，把社会财富这张饼做得更大。
这个时候，科研机构就不再是盲目地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被市场牵引，把大规模的商业越做越大。
过去，中国人觉得只有种田的农民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才真正做了生产，他们是对社会财富真正有贡献的人。而中间赚取差价的商人就是，赚的就是不义之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商人在经济活动中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问题。只有商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愿意付什么样的价格。
到了今天，企业家在研发到商业中的分成比例更大，有的时候能达到1:100。就是科学家拿1，企业家拿100。
这个比例常惊人的，以前科学家很重视商业化，但是再重视，也不会想到自己只能拿1，以极其低的分成比例去商业化自己的科研。
科学家愿意吗？愿意。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愿意，就是0。一个专利就只能在专利局里躺着，而且今天这个饼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即使只拿1，也比过去拿100要多得多。
王煜全老师很早就投了一个无线充电的项目，财务回报是一方面，其实看重的是无线充电技术一旦成熟，和制造业接上轨，随之而来的规模化收益。
这个无线充电设备已经做成了一个像口香糖那么大的软，做这么薄有什么用？心脏起搏器，以后不用拆出来换电池了；各种餐厅各种地板，也可以做成无线充电，车停过来就能充电，灯放下来就能发光。未来这样的产业战略投资才是更大的利润来源。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竞争就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我们在美国看到一家做硅片的公司非常受。硅片是做太阳能的重要材料之一，但是成本非常贵，怎么把成本降下来，他们发明了一个做硅片的新方法。用这种新方法做出来的硅片成本比传统方法低很多。
当时我们去访问，别的地方都能参观，但是最后这台机器不能看。为什么？负责人说，这个机器的技术被人看了以后，最快3个月，最慢1年，别人就能学会。
这样的技术用法律来都没用，什么能？大规模高速的量产。如果他能够利用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大规模地量产，最快一年，就可以占领整个市场。
那我们国内企业靠什么科技优势？现行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专利，一种是快速迭代。
为什么专利的申请非常重要？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下我们都鼓励充分竞争，那么专利是鼓励竞争还是竞争？
从会场出去一公里外有一袋金子，我们在座400人，全部都想跑过去抢那袋金子，这叫竞争。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只有1个胜利者，剩下的399人其实都是陪跑的。
所以作为一个人，我就劝大家别跑了。大家会怎么说，会说凭什么？谁都不服气，大家都要跑。结果是造成了399人的时间和体力浪费。
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浪费呢？有一种办法，我指着其中一个人，告诉其他399个人说，这个人叫刘翔。你们还跑吗？不跑了对吧。
所以专利的作用是什么？及早地彰显出（或者承认）你对于别人的异质性。你提前说你是刘翔，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们创业也是这样，手里的专利越多，跑赢的概率就越大，你一点专利没有，你就不要参与了，做别的去吧。
专利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竞争就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我们去美国看到那么多的企业，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不管多小的企业，一提到梦想，都是要改变世界，要改变人类的这个，改变人类的那个。Xcor这是一家极小的公司，他们是做火箭的，现在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他们要做多次往返的火箭，把人送到外太空再回来。
过去我们产业靠主导，指明方向，但是这样的创新公司都非常小，等到你认识到它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分工，风险资本早一点去看，然后企业家跟上，配合。还有就是多走出去看看，有些世界的变化，是我们在国内想象不出来，让你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
过去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既要把饼做大，又要把饼分好”。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它把“做大”和“分好”这两件事情分割开来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把饼做大，后把饼分匀。事实上，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特别在今天的中国，很多科研创新的所有权都归大学和所有，这样处理的问题是什么？科学家没有动力去把专利商业化。应该和美国一样，不是谁出钱，这个东西归谁，而是谁把这个东西用的更好，东西归谁。
关于利润分成也是如此，过去我们认为出资的人应该拿大头，出力的拿小头。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这个想法，人力比固定资产更重要，让出资的人拿一个固定的分成，让出力的人拿剩下的可以无限想象的那个饼。
比如滴滴、优步、淘宝，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监管，我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去这些监管，今天我们看到制度有了松动，但是还不够，进一步放松监管，这些事情就成了。
20年之前，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新制度时代”，我觉得美国发展过程中，制度常重要的促进创新的因素。后来周其仁老师说不对，是人最重要，和谁在一起做这件事情最重要。
我现在也同意了，美国的拜杜法案为创新立权，很重要吧，但是怎么出来的，仔细一看，还是事在人为。
所以人一定要找到志向相同的人，别总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尽量找那些乐观的整天很开心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好。找到志向相同的人在一块，互相鼓励，从手头上的事情做起。
所以我今天就这一个主题，今天是一个越来越看重思想的社会，是一个靠想象力在前进的社会。
有想象力，“以前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怎么我也行了”，能让大家有这个感受，就够了。
混沌社：您认为世界会更平，但是王煜全老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仍在扩散，若干年后，掌握新技术的人将站上财富顶端，差距会越来越大？
薛兆丰：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工作。如果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保住工作的话，我们应该让推土机被发明出来吗？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人发一个勺子，工作就很多了，对不对。
新技术只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如果说人和人之间一定有差距，我认为是想象力的差距，你和比尔盖茨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们的见识不同。
薛兆丰：我们做管制的官员，其实就是没有发挥想象力，有没有看到未来的那个饼有多大，这。
曾经有过的管制，我们还能想到传真机的案例。当时国家刚布好网，要发展国家的电报事业，传真机出来了怎么办？打电话去查，哪家装了传真机，就罚款。最后形成的一个策略就是传真和电报共同发展，今天看起来多对不对。
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一个简单的，就是无论是滴滴、阿里、淘宝还有所有这些，先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了以后才知道有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