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科技发展下一个黄金十年，关键要素应如何把握？

【编者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大国，中国生物科技已经在创新舞台上崭露头角。2021-2025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走向医药强国的关键黄金10年。因此，资本投资的长远目标，透明稳定的医药政策，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对创新药起步就像有了阳光雨露，才能做茁壮发展。

本文发于E药经理人，作者为陈怡、吴淳、胡奇聪；供行业人士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在80年代初开始追赶世界，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人类史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生物科技发展比美国晚几十年时间，如何追赶？有什么成功模式可以借鉴？

基于2019的盘点，展望未来，我们分析以下三个观点，希望这些思考可以带来对未来发展更多展望和启示。

观点1：资本对生物科技发展壮大至关重要，随着资本对生物科技行业加深理解和政策的可预测性，资本投资的理念和专业水平将有一个质的飞跃。

与2-3两年前相比，市场已经明显感觉资本投资决策在发生快速转变。在IPO之前，投资人决策已经从听一个好主意、好概念的故事转变到评估一家初创公司关键产品临床优势，核心团队能力，长期人才激励机制，商业化执行能力和公司文化和领导力。同时资本更加关注高管层企业管理能力，判断市场发展和市场准入政策趋势的能力。

在二级市场，持续融资评估更多的是看公司是否能够在研发、外部合作和商业化上有持续进展，不断推出的重磅利好消息。例如在研发产品临床突破，商业化产品的盈利和成功的市场准入等。同时，我们看到经历2018年的投资高峰后，资本投资结构从早期阶段为主要投资，逐步转向C轮+和成熟期的生物科技公司。我们认为投资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投资基金的理念需要与被投生物科技企业项目需求和发展规划相匹配。

融资对生物科技至关重要，它是产品上市产生现金流之前公司赖以生存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个好药从研发，临床，批准上市到商业化不同阶段，时间漫长，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和长远投资目标。每轮的融资能力也取决于企业阶段性的进展，包括研发和临床。美国对生物科技创新有相对成熟的投资环境，财务和战略投资人可以在生物科技公司的不同阶段进入或退出。中国的一级市场没有这么多节点的灵活进出机制，投资人往往需要等到公司上市才能退出。

在这个投资生态体系改进之前，看好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人需要根据基金的要求和时间匹配度，选择好合适的入场时间，并给予被投公司足够多的发展时间。虽然赴港上市新规没有要求盈利收入的门槛，但研发型生物科技企业在IPO前，一般都已经有核心产品通过临床II期，进入临床III期，和新药批准上市的预估时间。一旦通过临床III期，准备入市，资本市场则根据其目前已经上市的对标产品销售规模及增速给予新的一轮估值。

第二，投资人对医疗政策和医药行业发展的专业认知需要进一步提高。

生物科技是受限政策高度监管的行业，尤其在我国处于政策多变和复杂的体制环境下，资本对政策趋势的把握和判断非常重要。随着医药政策可预测和透明度的提高，投资者对市场和政策会有更理性的判断，今后上市公司对市值管理相对会容易一些。对政策影响的判断不清晰最直接的是药价大幅下调引发资本市场恐慌。

例如，资本对第一次“4+7”国家集采反应非常激烈，当天医药板块股市市值一落千丈。此外2019年国家药品谈判，尽管平均降幅60.7%，但这次资本对总体市场反应还是比较理性，因为有了前两轮谈判经验和谈判药品较好的市场表现，资本意识到随着配套政策的落地实施，对真正有刚需的药品，谈判降幅最终带来的效益会逐步释放，降价还是能做到以价换量，从长远发展是有利有竞争实力的企业。

第三，生物科技行业周期长、投入大，资本要有与企业共同抗风险的准备和耐心。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就谈到过投资生物科技创新药项目的几大风险，“临床研究花费巨大，中国还没有形成大药企收购创新药资产的生态，存在后续融资风险”；“随着相关知识产权法规增强，创新药资产存在专利风险”；“一些创新药企的创始团队持股比例过低，主人翁意识不足, 存在团队风险”。

另外，礼来亚洲基金合伙人李亮提到“资本仍旧对高技术创新企业保持关注，随着整个医疗投资领域在技术门槛高的细分领域，投资占比正在增加，但药品在开发速度和开发质量上如没有差异化，市场准入和纳入医保的风险也会加大”。

观点2：政策协同支持原始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缺失，政策支撑体系需要跟上市场和引导研发的热情，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过去的10年是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起步的10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在生物科技创新处于一个非常关键阶段，肿瘤免疫治疗将颠覆治疗癌症模式，细胞治疗，基因医疗以及人工智能将催生一批革命性的创新药。如支撑创新的政策要素不到位，我国将失去与世界接轨和同步发展的良好机会。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将在2021年正式出台，在药品专项5年发展计划中，鼓励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将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以创新和科技驱动的重要手段。在美国，80年代初生物科技产业链崛起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旧金山湾区和东部的波士顿地区，生物科技的是依托几个因素形成了很好的生态体系。

影响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生态体系的几个因素：

第一，高校、研究所和初创企业的科研和开发平台，以及从事药物研究的科学家和研究者；

第二，专业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第三、通过大学/科研机构的转化平台、初创企业以及大药企对于研究成果的有利转化；

第四，政府政策支持包括对专利保护、药品监管，准入和价格政策；

第五：吸引高端人才，包括科研、药物开发/临床、注册、商业化、技术专利等各个方面，所以产生了一批像Amgen,Biogen,Genetech，Gilead等一批优秀的生物科技公司。

我们认为我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需要顶层政策设计，顶层设计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生物科技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生物科技企业相对集中在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其余的分散形式明显，并未形成完善的生态体系和完整产业链。与高校科研单位建立的产学研的生物科技的协同发展关系相对脱节，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不高。

第二，尽管国家出台不同支持生物科技创新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但我国创新药发展策略和路径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支撑创新的措施。

例如，在国家药品谈判以降价为主导下，在进口药品大幅降价的趋势下，刚刚起步的国产生物药很快失去价格优势和纳入医保机会。

中国创新药的起步和发展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国早期的创新药发展是在创新资本的投入，成果转化与上市，价格政策和市场回报有相对稳定和政策可预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而美国的仿制药突飞猛进是在80年代后受益于一批重磅药品专利的到期，优惠仿制政策和老龄化等因素。相反，我国医药企业是先从仿制药发展起来，创新药基础很薄弱，这就决定创   新药起步不但面临进口创新药的商业竞争和价格压力，同时面临国产仿制药的竞争。

因此，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过渡阶段，顶层政策设计如能明确如何为创新埋单，对增强企业持续创新、投资者的长期信心，促进国产创新药的健康发展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行业不断呼吁我国生物药发展需要构建协同创新的成熟生态体系，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一起共同努力。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和主管医药的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和医保局可以有更多互动，共同讨论如何构建国家药物创新技术和原始创新生态体系。但进展比较缓慢。因此，逐步建成了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创新源头，以创新企业为主体的进一步研发转化、开发和商业化平台，上中下游紧密结合、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网格化创新体系，有了顶层设计，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显著提升，中国才能大步走向医药强国。

第三，在加强和理顺药品全生命周期价格和费用管理的同时，提高医保和卫生等相关政策的可预测性将是至关重要。

新医保政策思路对今后规范医保政策和纳入医保的药品创新程度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从新药的动态医保目录谈判，成熟药品的国家药品集采到医院终端DRGs费用管理等, 已经传递了清晰的医保管理趋势。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将缩短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等待时间。承诺医保采购合同 （新药谈判和药品集采），确保企业提前生产计划和药品供应。取消地方医保目录调整权限，“国家集采”取代“省级招采“都体现了国家医保局力争整合我国医药大国规模效益与药品企业进行“以价换量”的谈判。

新医保政策倒逼创新，促进药品行业转型升级是政策大趋势，中国仿制药必须向科技创新领域转型，因此，相关创新驱动的系列政策也应保持一定的可预测性和持续稳定。

观点3，我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创新思维和企业定位需要明确,发挥中国特点，追赶世界创新

我国未来的生物科技的竞争将是研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的两大竞争，在当今生物科技发展迅猛，药品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从长远发展来讲，新兴技术的研发能力的竞争将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认为，未来生物科技企业的竞争，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新药研发领域和研发能力的提升。

中国真正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品很难在短时间内以指数级增长，专利许可和me-too创新仍然会是主要模式。

我们认为，要获得创新的长期源动力，追赶世界创新，我国生物科技发展需要时间和积累，除了继续依靠“模仿, 引进”和“快步跟随”，现在更需要从创新源头上开始投入。美国的生物科技在70年代底和80年代初开始发展，真正重磅级的药品的成功商业化是在15-20年之后。几个有代表性的重磅生物药品包括依那西普(商品名：恩利，Enbrel)，全球第一个在1998年获批用于中重度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治疗的TNF-a抑制剂, 罗氏三大王牌制剂美罗华、赫赛汀和安维汀（早期属于基因泰克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和员工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也是在这个阶段。

不久前引发行业热点讨论是我国本土创新药企如何逐步避开拥挤的赛道，研发药品过于集中热门领域，比如CAR-T和PD-1/L1。这次新冠病毒的突发，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国产创新药研发方向。当全社会的关注点聚焦在寻找有效药物时，我们意识到多年来新药研发主要是集中在慢病和癌症等重大疾病，但对冷门领域，传染性疾病如慢性乙型、艾滋病，新型病毒和疫苗，以及中国高发的慢病药品研发和投入不够。在以上领域，国产创新药基本接近空白或全部仿制为主。

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抗病毒药物研发。目前在抗病毒领域长远布局包括研发企业和研发管线还很不足，歌礼制药和前沿生物药业是屈指可数的少数生物科技企业。歌礼制药是在抗病毒药领域耕耘多年的生物科技企业，目前抗病毒唯一一个“中国新药”，ASC09复方片和已上市的口服戈诺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