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案的英雄、共犯和污点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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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马晓蕾

编辑 / 温 莎

设计 / 赵昊然

来源 / Autonews，Nytimes, Reuters 作者：HANS GREIMEL，NAOTO OKAMURA，Ben Dooley

被捕近两年后，9月15日凯利在日本接受刑事审判。告发戈恩的两名核心员工哈里·纳达（Hari Nada）和大沼俊明（Toshiaki Ohnuma）与检方签署了认罪辩诉协议，在审判中作证以保护自己免受起诉。曾任日产汽车秘书处负责人的大沼则成为了凯利案的主要证人。

2018年11月，日产前CEO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和他的心腹日产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被捕，因涉嫌向日本监管机构隐瞒戈恩的真实薪资水平而被日本政府起诉，随后两人均否认了指控。

凯利现身庭审现场

本以为即将上演的会是难兄难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感人戏码，谁料戈恩在2019年底一个人潇洒地逃到了黎巴嫩贝鲁特，那里与日本没有引渡条约，留下凯利一个人独自面对庭审。

戈恩案的吹哨人哈里·纳达

根据大沼的证词，日产多位高层包括前日产联合董事长Itaru Koeda，前副董事长志贺俊之（Toshiyuki Shiga），负责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阿伦·巴贾吉（Arun Bajaj）和负责法律和CEO办公室事务、戈恩案的吹哨人哈里·纳达也参与其中。在为戈恩隐瞒薪酬这件事情上集思广益，制定了许多方案，以避免泄露戈恩的全部薪酬待遇。

日产前CEO西川广人

同时，办公室助理等一众小角色也或多或少在这件事情上为其出力。大沼称，日产前CEO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还签署了与戈恩薪酬计划相关的文件。

为什么证词中提到的其他人没有被起诉？

副首席检察官山本浩司（Hiroshi Yamamoto）在10月初给出的解释是“我们检察官根据证据的细节和内容，对那些被认为可以起诉的人进行了起诉。至于其他人没有被起诉的原因，这与我们根据证据内容对事实的评价有关，所以我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大沼在9月出庭作证，并将持续到12月。他说他深度参与了对戈恩的各种支付方案的头脑风暴，并最终共同探索出了递延报酬的方案（递延报酬Deferred Compensation指在未来某年龄或日期支付给员工的报酬。目的是员工退休时有退休金可领取，或死亡时受益人可领取死亡抚恤金）。这无疑是违法的。

事件回溯到2010年

大沼声称，他与戈恩密切合作了数年，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戈恩隐瞒了大约一半的年薪。大沼指证凯利是参与其中的几位高管之一。

检察官指控戈恩的下属在2010年开始争相为其隐瞒薪酬，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修改了企业报告规则，要求年薪超过1亿日元（94.8万美元，635万人民币）的高管公开个人薪酬。

据大沼透露，戈恩当时的年薪约为1520万美元，是日本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大沼向戈恩进言，将公开披露的部分降至850万美元左右，因为这个数字会更容易被日本民众所接受。

PSA集团董事长唐唯实

但在2010年，日产只有三位高管的收入达到850万美元，但这三人都不是日本籍。那就是戈恩、当时日产美洲公司的董事长、现任PSA集团的董事长唐唯实（Carlos Tavares）和科林·道奇（Colin Dodge）、当时的日产首席绩效官。

根据大沼的说法，戈恩认为没有日本籍的高管达到公开薪资的门槛，这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在最后一刻，他决定向另外三名日本高管发放特别奖金，包括后来成为日产CEO的西川（Saikawa）。这些高管的意外之财，让戈恩的薪资显得没那么扎眼。

“一旦实行这种薪酬披露制度，当人们看到只有非日本籍的董事才会获得更高的薪酬，会在日本员工中引起不满。”大沼说，“所以戈恩决定支付额外的报酬。”

大沼说，从那一年开始，他和其他日产高层研究了如何公开向戈恩支付符合公众期望的金额，同时试图确保戈恩仍然通过其他不可见的渠道收到剩下的金额部分。

他们提出来的方案包括：通过雷诺-日产在荷兰设立的一家名为RNBV的子公司向戈恩支付余款、通过日产在荷兰和迪拜设有办事处的另一家名为Zi-A的子公司发放、以及通过长期激励计划发放。大沼称Zi-A是日产在荷兰和迪拜设立的实体，是纳达设立的“皮包公司”，主要是为了进行这一类支付。

大沼声称，有人担心从这些子公司只向戈恩一人转账会引起怀疑。因此，大沼提出了创建虚拟账户的想法，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人在付款，他作证说。

大沼说，最后凯利和他的团队并没有采用这些方法。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一类付款都必须被报告或者会被公开。

大沼说，戈恩决定采用一种方法，即简单地将每年未披露的金额部分作为“递延报酬”，在退休后支付给戈恩。作为退休后的咨询费、长期奖励或非竞争条款的报酬。检方的指控中称，这一部分金额超过了8,000万美元。

这一部分金额是否最终确定以及凯利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将是今后审判中争论的核心。

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凯利在法庭上发言时表示，他围绕戈恩的薪酬进行的任何讨论都是以合法和为日产公司的利益为前提的。

“我没有参与犯罪阴谋。”他告诉法官。但凯利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对凯利本人，对日本的司法系统也是利害攸关。

2018年11月，检察官在对待戈恩和凯利的问题上遭到了外国政客和商界人士以及日本法律改革者的强烈批评。对凯利的审判可能是检察官证明指控合法的最佳机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对该国的国际声誉产生重大影响。

“本案与有罪或无罪无关。”凯利的律师韦勒姆（James Wareham）说，“它是企业政变，允许日本公民撒谎并设下陷阱，为了保护日产日籍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整个案件的原因。”

泰勒父子忙立英雄人设

迈克尔·泰勒

帮助戈恩逃亡的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父子俩正在加紧游说活动，将自己粉饰为英雄形象，向特朗普政府发出最后的呼吁，以避免被送往日本接受审判。

波士顿的联邦法官9月批准了日本的引渡请求后，泰勒父子的代表写信给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敦促他们拒绝日本的请求。

他们向美国政府将自己展示为爱国英雄。泰勒正在大肆宣扬自己过去解救被绑架到中东的儿童的秘密经历。

是否将泰勒父子运往日本的最终决定权在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手中。几个月来，泰勒已经聘请了昂贵的律师和游说团队，向司法部和国务院的官员施压。

9月4日波士顿的裁决后，这种游说活动更加激烈。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大约一周后，泰勒父子的团队向国务院一位负责监督引渡的官员发出了一封大约25页的信，信中列出了父子二人在法庭上提出的论点，以及迈克尔·泰勒在担任安全顾问期间救下儿童的母亲的证词。

该人士表示，在与特朗普政府高层官员就此案进行交谈后，泰勒父子还向白宫发送了一份长约两页的要点摘要。据这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国务院还没有通知泰勒父子关于日本引渡请求的最终决定。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对父子俩最近提交的材料发表评论，也拒绝评论该机构何时会对引渡请求作出判断。

引渡专家表示，泰勒父子的游说努力能成功地左右美国政府的机会越来越小。一般在法官批准美国条约伙伴的引渡请求后，美国国务院很少会改变结果。

戈恩成黎巴嫩救世主

相比于其他涉案人员的焦头烂额，躲在黎巴嫩的戈恩反而活得相当惬意，还打算出演一部自己的人生自传纪录片。

戈恩近期在贝鲁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有计划来帮助黎巴嫩解决经济问题。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USEK）担任起了客座讲师，并提出计划要改善黎巴嫩崩溃的经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救世主。

他在卡斯里克圣灵大学启动了一项管理培训计划。他表示，黎巴嫩的经济挑战是恢复信心，而不是缺乏金融资产。该计划有三个目标：为当地企业提供培训、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行政辅导、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建议。同时，他将设立培训中心，向工人传授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新技能。

此举发生在黎巴嫩首都爆炸事件两个月后。戈恩表示，他希望该计划能帮助国家的重建。

“如果说黎巴嫩需要一件具体的事情，那就是创造就业机会。”他说，“我准备把我的经验，我的知识，我的所有东西都用来支持任何有理想的团队和机构。”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近200人死亡，并使本已严峻的经济危机更加恶化。该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和通货膨胀率的飙升最近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即使在疫情和爆炸事件发生之前，世界银行就预计，2020年黎巴嫩将有4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