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糖岛到硅岛：台湾科技产业是如何起飞的？

【编者按】“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期：从土改到“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再到自上而下的”经济技术“发展之路，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需要顶层意志的推进。

本文转载自：AIPharos月光社（AI-Pharos），作者杨健楷，经亿欧编辑，供业内人士参考。

两百万人到了台湾岛。国民党从海峡的对岸运来了大量的黄金，但在这个逼仄的小岛上，问题一触即发。

迁台后的国民党，在金门和马岛陈布兵马，严加操练，军费居高不下，美国的金援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个地方。

台湾岛上仅有非常初级的工业基础，除了蔗糖富余以供出口换汇，水泥这类基本的工业品尚不足以自给自足。当局设定了多达几百种汇率，一一对应各种进口货品，对于投机者而言是绝好的土壤。

经济问题很严重。

蒋家到了台湾，蒋经国接管了军队和情报机关。在这个有六百万本地人的地方，国民党严密防范着外部的渗透与颠覆，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进监狱，或者一待就是二十年，或者立马枪决。安全问题如此要紧，财经问题相形之下显得没那么重要。蒋介石把财经大权交给了他非常信任的副手：陈诚。

陈诚迅速推进了土改。为了争取这个岛上人数最多群体的支持，国民党以土地实物债券和四大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换取地主手中的土地，好让“耕者有其田”。10万个出让土地的地主里面，有99%的人都把股票以七八折的代价卖给了台湾的五大家族。

短期的经济提振，显然无法应付繁复的目标。通货膨胀长期存在，导致生产能力无法赚取足够的外汇，以同时支付昂贵的军队和人民的物质需求。庞大的公营事业、来自大陆的资本家和本地的资本家共同垄断着岛内的经济，但他们对于解决官方的赤字问题缺乏兴趣和动力。

凯恩斯的信徒马上就要迎来挑战。一群新的经济与技术官僚，准备开出自己的药方了。

1/ 选定的赢家与败家

三民主义要求“节制资本”，官方控制产业以不致贫富失调。从大陆迁来的经济官员，相当一部分继承了三民主义的这种规训，对于市场经济改革抱有相当的疑虑。

美国人拿着美元要求经济改革。汇率需要趋向自由化，民营企业部门需要得到鼓励以振兴出口，如果上述改革没有实现，美国人的援助就会停止，军费也便没了着落，这是最致命的威胁。

来自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教授，改变了经济官僚的想法。从50年代初开始，陈诚手下掌握经济实权、且备受蒋家信赖的经济强人尹仲荣，开始频频向他身边的经济高参请教，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好汇率、财政、贸易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从1953年开始，尹仲荣就赞成私营经济，并主张扶持那些弱小的民营企业。他认识到，台湾经济需要通过信贷、外汇资源分配来达成“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在当时十分大胆。但在保守派经济官僚环绕的情况下，改革无以施展。

改革的斗争是激烈的。

尹仲荣强势、傲慢，说话又咄咄逼人。对于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记者们当然喜爱。他的金句被当场记录并被报刊原文发行，为了得到更多的机智评论，一些记者甚至当场激怒他。但这也让很多被硬刚的人难以接受他的经济思想，许多“立法委员”经常威胁要他下台，他的回应总是：我准备随时下台。

一语成谶，反对派在1955年以贪污检举，他真下台了。

三民主义“节制资本”的训导，对于改革派就像一个紧箍咒，对于保守派就像一件护身符，没有老蒋发话，谁也没有对这一训导的最高解释权。

1957年，来自美国的压力日大，尹仲荣洗刷了罪名，被复职，但其硬刚风格不改。尹的朋友告诫他“不要太锋芒毕露”。尹的另一位同僚“好好先生”严家淦，则忙着帮他擦屁股。

严家淦处事中庸，忠诚任事，为蒋家所重。但凡尹仲荣有什么惊天的言论与改革思想，他总是以温和的语言转述给老蒋和陈诚。当老蒋知道，原来经济改革能够多挣外汇，军费还照样维持，改革计划终于得到了允许。

改革派小心翼翼地推进经济改革。

在承接针对塑料行业的美援时，国民党支持的权贵资本一开始是应标者，但经考察投资规模太小以致无法盈利后，权贵资本中途退出。

尹仲荣让台湾银行查一下有钱的储户，存款800万的大米商人王永庆被选中了。尽管下面的主事官员不满于这个百万富翁对塑料行业的一无所知，但出于公心，还是将这个项目交给了王永庆。这当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主事的改革派官员被控贪污罪辞职，但传奇的台塑公司在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大赢家。

无名之辈成了大赢家，破坏经济改革大计的权贵资本则被挑下马。

1960年，得到陈诚背书的台湾第五大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