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四)

　　2006年10月22日（星期日）14：00时，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中国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大会发言及闭幕在清华大学主楼召开，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很荣幸今天下午担任主持人，下午发言的嘉宾都是各个领域里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下午的会议会非常精彩。下面有请中国外文局前局长林戊荪先生。林先生在中国国际传播界享有盛名，一辈子从事中国多对外传播工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是高层管理者。他是中国《翻译》杂志主编，现在是中国译协的副会长，马上要出版的大作是他用十多年翻译的中国的经典《论语》，马上要问世了。

　　我先讲一个亲身的经历，我到日本去访问，带了一个代表团。这个团到了那以后，有一个同业和我讲，你们都是能人，你们没有到过日本，可是你们可以写出让日本人欢迎的文章。他说的是反话，实际上是在讽刺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有日文版，我们有很多的日文专家，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翻译得不地道。这话当时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话。我们经常讲针对性，经常说知己知彼，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行动上离这种目标相差很远。我们没有在外国工作过或者生活过、学习过，但是我们需要向外国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向他们介绍中国。我个人在这方面干了56年的外事工作，我也看到过我们事业的前进和成绩，但是，也也经历了很多失败，文化大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头脑需要比较清楚，要不断学习和总结，不断开拓我们的视野。因此，通过一天半的会议，通过这么多的情况介绍和真知灼见，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认为非常之好，我个人受益匪浅。

　　我有一个想法，特别是我们的各个层次的领导者，应该经常听到一些不同的或者是反面的意见，经常听到对我们的批评，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任重道远，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说“万里长征刚走一步”。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不能因为自己有点成绩。上海的英语广播，我们的CCTV9做了很多，有很多的进展，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

　　下面我正式进入我的主题，我演讲的题目叫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我举两个例子，从出版界来说，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书展，我们的出口贸易以及版权的出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相比之下，昨天有人提到，实际上是10：1的比例，我们进口的书10倍于我们出口的书，说明我们处在弱势。另外，在美国或者是英国，据我调查，美国一年出版上千种书，但是，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或者是中国翻译过去的屈指可数。美国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它的书评介绍里不提外国出版的书，不管外国出版的书有多好都不提，这样很难使我们的书进入美国的市场。这两个失衡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了一个基本的状况，就是我们是处在一个弱势文化的条件下，西方的文化是强势的文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就要看近代史的发展。因为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基本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西方由于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优势，所以，它在中国或者是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读学过外文，都读过外文的小说或者是翻译的小说，反过来看，西方人有多少人读过翻译中国的书，几乎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相比之下，我们对西方也有很多不了解，甚至是无知。但是，相对来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差，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我并不是说有些专家了解中国，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确实对中国缺乏了解，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这绝不是几年，甚至我认为不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中国和平发展也好，崛起也好，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始，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做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地想到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决定我们要用英文进行对外传播，或者其他的外文进行对外传播。我们在国内办英文的报纸，我们要办很多我们不熟悉的。昨天黄友义同志讲过，这是我们的短处，而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从解放以后干了五十多年了，是不是情况有些变化呢？有些变化，应该看到我们的进展，但是同时要看到现实。这种状况在我们有生之年是很难改变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中国知识分子读过洋书的，很多人看过《参考消息》，所以，对读外国的书，对外国的思维是比较习惯的，对西方人的思维比较习惯。而西方人没有看过中国的书，没有看过中国的报刊和中国的《参考消息》，所以，整个的思维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我们讲到这一面还不够，我们还受益于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在近代中国没有，没有一门学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看到两方面，有益的方面和无益的方面。我们经常讲西方人对中国无知，对中国人有偏见，我们应该有一种理解的心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没有必要学习中文，现在开始有一点，但是，这还是少量的。不像中国有上亿的人学英文，这个对比我们要知道。

　　我们对外传播干什么？就是跨越三种障碍，所以，难度很大。第一，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二文化的障碍；第三、语言的障碍。而语言又和文化是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决定了我们一定要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气馁，同时我们要下决心改革现在体制等各方面不适应的状况。昨天有人谈到体制的不适应问题，这方面我想举一个例子，新闻办所管辖的范围和新闻署是不一样的，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或者是参考，就是他们有一部分工作是邀请外国学者到他们那里去，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就是民间的更多一些。

　　我昨天看到《大传播》里有一篇文章，我们应该更开阔，这个不仅包括新闻的传播，还包括人际的交流，民间组织的交流，这些都是很好的。时间关系，我就想最后说一个，我们还是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这种现状，从出版来说，我们搞过合作出版，搞过版权交易，搞过在这些地方本土化。我们外文局在美国本土办出版社，雇佣了美国人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开罗，在墨西哥出版了阿拉伯文杂志等等。

　　还有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大家知道广播CCTV9，有一个节目非常的成功，是非常好的。CRI有一个节目非常好，这两个节目有一个好的特点，不仅有中国人参与讨论，还有外国人参加讨论，这是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的。

　　最后有二点建议：第一，我们组织这个会议非常成功，我希望这是第一次，而不是最后一次。希望以后每一年都会开这个会。八十年代末，我曾经倡议成立一个对外传播协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流产了，我觉得现在不一定要形式，但是，这种业内的交流，新华社和外文局的交流，外文局和电视台的交流，电视台和广播台的交流，地方和北京的交流，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交流，这方面是非常需要的。不一定要这么大规模，也可以是专业的，某一个专题的交流，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这一点也是我们当初推动成立清华国际传播中心的思想，我们最需要的是人才。说到底没有人才，刚才很多的设想多么美妙都没有办法落实。而这个人才从哪来？一个是积累经验，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总结，一方面学习。另外就是教学单位、研究单位，这些方面我们做得很差，应该说很不理想，和我们的需要来讲差得很远。我们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我们要感觉到迫切性，我们想的不是2006年，而是2016年、2026年、2056年我们会是什么状况，如果我们想到这，就知道没有人才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

　　谢谢林戊荪先生语重心长、远见卓识的讲话，我马上想在明年举办第二届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届时邀请大家到北外去。

　　下面请李竹润先生发言，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特聘教授，现在是全职教授，因为他已经从新华社退下来，过去是新华社的编辑，新华社的特稿编辑；过去是最早的新闻学院的兼职教授。李先生发言的题目是关于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的若干思考。

　　我是从1978年，也就是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下面成立了一个新闻系，新闻系里有一个英语采编专业，我一边在新华社工作，一边在那里教书，同时做硕士生导师，一直干到1989年2月份，我出国常驻。以后到1993年下半年，我从新华社开罗总总分社回国，一直到现在，始终是在几所大学任教，现在在北外。

　　我刚才仔细算了一下，我一边当老师，一边当新闻工作者，当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一共是二十多年。现在想把二十多年教学当中的一些感想、设想向各位同行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对外传播的关键因素是人，刚才林戊荪先生说了，昨天新华社的同志以及其他的同志都谈了这个问题，我不多说。人从哪里来？靠培养。我从事英语新闻写作教学，我的思想是八个字，“中西合璧，开门办学”。什么叫中西合璧？就是大胆借鉴西方新闻写作的基本技巧和基本理念，同时，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学生的实际，要搞出自己有特色的英语新闻教学出来。

　　我是从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的启发，当时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曾经对新华社记者讲这样的话：“你们新闻社的记者要想一想向外国记者学习什么。”这个话对我影响非常深，当时本人还是冒着风险开始找西方的作品开始研究，同时找了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的一本书，第一版是1932年版，很不容易找到。从那时我就开始研究它，我感觉到西方的教科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他们是用一种前进的眼光来看待新闻报道和新闻写作。我看的这本书前后出了11版，我找到7版看，我觉得每一版都不一样，都是密切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来研究新闻，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们如果看到现在，看到我们英文的新闻写作风格，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新闻写作的发展。

　　英文的新闻写作曾经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无标题结构新闻、电报新闻、电子新闻时代等等，促成了现在的情况。现在又出现了第四媒体，第四媒体也正在改变新闻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从正面来讲，加强了传统媒体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从反面来讲，我看到的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等等。我感觉，我们在研究新闻写作手法的时候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向前看的态度，永远跟着时代走的态度。

　　另外，外国的教科书，差不多现在高等学校用的教科书我都研究过，他们总结出来的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则或者是基本的理念，比如讲要客观、要公正等等，都是适合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讲，对中国的新闻来讲是有通用价值的。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闻写作的基本的技巧和手法，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写的东西，肯定是我们应该学的。但是，西方出的教科书对我们来讲有局限性，第一个，不是为中国学生写的。因此，有些内容是不适合我们教学需要的。比如政法报道，他们讲的很多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也不可能在中国用上。当然，上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报道要讲究公正、事实，这些适合我们，但是一些具体的做法、操作不适合我们。所以，我感觉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教材，根据中国人的需要，结合西方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写出自己的东西来。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宣布，本人已经写出了一本书交给了北外的领导，我想有我这一本书，可能就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将来会越来越好。

　　第二，开门办学，从教学内容上，要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要求学生不能够只坐在教室里，关起门来学新闻。学得再多，如果不用于实践不行。所以，在教学当中，我尽量想办法让学生到社会实践，我们搞一些实战练习，让学生采访，然后想办法发表出去。今年上半年我教四年级的学生，原来想请一个很有名的专家接受我们采访，人家要钱，而且一小时两千块，我想如果一小时两百块可以考虑，最后没有办法，模拟采访。我先到北京的女子监狱，然后回来模拟，我后来决定自己演三个角色，一会儿演，一会儿演犯人，一会儿演监狱长，今年安排了两次。我这是外聘老师，好象不能指导学生写论文，我指导学生写论文，不是研究美国什么问题怎么报道，而是让你用英文写报道，研究出中国的问题怎么样对外讲。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讲中国前一段出现了一个“芙蓉姐姐”，一个很难看的胖女人，还有一个“天仙妹妹”。这些人搞得外电反映很大。怎么看这个东西？我将来给我的研究生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求学生搞一点调查研究，写出来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将来如果他们写论文，我希望他们写出中国的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超女”，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有的外电说，中国缺乏，所以出现超女现象。我们将来让他们写，超女怎么样影响中国的文化等等，我想从培养研究生的角度来讲，从进校到研究生毕业，都可以这样，而且如果能够把超女这样的问题写透、写好，有可能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提高北外的知名度。

　　我想2007到2008年正式退下来，什么都不干，就想休息，我现在想只要马克思没有通知我交党费，我就出来做。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一起，为祖国培养对外人才尽心尽力，也希望学校之间互相交流一下。传媒和学校要进行交流，学生之间也要交流，总而言之，为了祖国对外传播事业，我觉得为这样的事业贡献终生是无限光荣的事。谢谢大家！

　　作为老一代的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者，他不光过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现在退下来，你们看他讲话的，他真是这样的。在我们那里上课，我们研究所里有一些其他学校来的，英文系考过来，没有学过新闻，悄悄地把这些人提出来，每天上课之前先给他们补一小时的课，讲新闻，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给他。这是一种精神支撑，我们希望老一辈的经验，一辈子的积累能够通过现在的新闻学院一代一代传下来。

　　下面有请上海大学传媒研究院新闻传播系主任，传媒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信训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主讲。题目是《理解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基本出发点》。

　　在26年前的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问题交流委员会曾经提交一份报告，叫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是迄今为止当今世界以信息交流为主题，广泛探索对每一个和整个人类都十分重要的课题，相互谅解与合作的重要的报告。这个研究的报告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因为报告有力地证明了随着社会发展的人际交流，造成了明确的不平衡现象。

　　这份报告实际上是从传播的角度总结当时的世界关系的总特征是对抗。正因为此，这个报告产生了以后，世界诸多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甚至更广阔的领域，以对抗确定自己的对世界关系认识的出发点，以对抗原则确定自己国际传播政策和策略，而在总体上呈现的特征是以倾向的宣传对抗倾向的宣传。国际的传播组织的目标，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要强调接受我的主张。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基调可以得到重新的审视。纵观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世界各个国家都追求文明，是不以各种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家，哪一个民族的带头人，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遵循这个客观的趋势，才有所作为，不被历史所抛弃。这条真理，随着历史的进步，为更多的家、国家领导所认识。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化、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动力。

　　还应该看到，尽管地理、空间的历史因素，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但是，在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在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等等方面，仍然发展同质性的文化与文明，正是同质性的文化与文明，凝聚成世界性的善与恶、文明与野蛮、进步与的共同叛逆意识，所以，一旦被历史潮流推动的人和事产生，才有不同国家的不同。比如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战争、的恐怖主义下场就是例子。

　　二十世纪，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的格局是对抗。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进入了新的世纪，世界的总体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题，最典型的标志是东西方的冷战的冰破以及消融，多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能够理性、客观面对这个世界关系的发展。而国际关系日趋缓和，这无疑是人类的整体文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体现。当然，这一可喜的进步，也与人类信息传播、科技手段密切相关，这种现代化的工具，使国家国家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使各个国家看到了彼此的相互依存，以及维系彼此的重要。

　　凡是到过欧洲大地的人，当我们驾汽车能够自如地跨越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我们感慨，曾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土地，如今是一个共同体的和谐社会。而且欧洲各国的家，为此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我们感觉到当今的世界是从敌意的世界变成理解的世界，而且在理解同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时代的最强音。为此，理解是成为各国新秩序的基本出发点，国际传播是增进各国人民增进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怎么样有助于理解，关键是两点：

　　第一，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准确的传播。只有准确的传播才有人更准确地了解世界的变动，有效地了解相互的依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准确来自于哪里，准确来自于客观、公正，信息的公正、公开、全面与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检验各国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二，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信息传播，是不强加于人的一种观点的传播，传播者提供事实，受众自己判断，这也是当今时代传授关系的新特点。在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传播尤其注重传授关系的新特点。一个国家对他国的传播，应该是他国对己国的理解，而非同化。这有助于国与国之间形成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气氛，这样达到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局面。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讲，应该高度注意这一新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国际传播最有利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纪，有利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整个世界，特别是经济大国对中国的主动倾向得到加强，主动关注、理解中国，协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对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传播形成颇为有利的态势。

　　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加强和改善我国的国际传播。过去我们我们的国际传播较多宣传的倾向，而且较多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习惯开展，传播的效果难如人意。现在我们应该主动、多层次的、全方位、立体化地开展国际传播，而且要更善于利用国际思维，善于适应他国民众的认知习惯去开展国际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使我们的国际传播更具有亲和力，容易为国际社会接受和理解。有相互的理解才能包容，有理解才能成为“海内存知己”。

　　谢谢吴信训先生的精彩演讲，他讲到国际传播的关键词，我有共鸣，怎么样实现理解？我看了一个哲学的会，西方人提出了一个从“你说你的话到互动、交流（对话）”，这是历史的新起点。

　　下面欢迎程曼丽教授演讲，程曼丽教授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是世界华人传媒中心主任，也是国家传媒中心的顾问。

　　各位代表，大家好，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同时很高兴有机会就全球新闻传播和大家交流。我的题目是国际传播中的出境信息分析，时间关系，我把具体的描述略去，重点谈谈我的思路框架。

　　国际传播是信息出境和入境两个方向的信息传播的总和。前者主要解决如何把本国的声音传播到其他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扩大影响，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后者是过滤和选择外国传来的有害信息，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更多的是涉及到国家的意志，直接涉及到一个国家和他国的关系，和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价。所以，这部分的信息传播历来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它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为参与国际传播活动各个国家实施控制的主要方面。

　　第一，出境信息控制的主要方面。总体来看，各国政府对出境信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对不同主体的信息进行把关控制。另一方面，把出境信息传播与国内信息传播进行总体协调。各国对出境信息控制，首先体现在专事对外传播媒体机构的媒体设置上，、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英国BBC、世界新闻广播、德国德意志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国的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这类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大部分由国家或者是政府提供，被视为政府的外宣机构，如果外违背国家的意志他们立刻遭到惩罚，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例外。

　　各国对出境信息的控制，还体现在传播信息的主体发布行为的约束上，对有条件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各个类体系，特别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个人的主体传播行为，各个国家都有很多限制和规定。对出境信息的把关，只是政府把关控制的一方面，如果出境信息与国内信息不一致，不协调，出现噪音或者相互矛盾，政府对出境信息的管理和控制也会最终失效。所以，在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对外信息传播之前，各国政府都力求做好国内的引导协调工作，使它相对统一起来，形成一致的对外传播口径，从而使出境信息传播产生最大的效力。

　　第二，出境信息控制模式。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不控制，只不过由于国体、政体的不同，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每个国家失控的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关于不同国家的传播的控制类型，大家熟悉的《报刊四种理论》书里做了归纳，所谓“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大众传播的四种控制观念和四种控制模式，虽然基本上囊括了当今世界各国主要的控制模式，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缺陷很明确，且不论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四种模式本身也带有某种绝对化的意味，仿佛一些国家控制是不控制、弱控制，或者是有限控制，而另一些国家的传播控制是强控制和无限控制，这是必然的和不可更改的。

　　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但取决于社会制度，还取决于其他的种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传播资源的占有量和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伴随变量的变化，国家的传播控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在建国初期或者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当国力还不足以应对外来威胁的时候，出于维护的需要，许多国家采取强行控制的策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资源占有量的增加，国家的传播控制就会发生变化，由强控制变成次强控制，或者是弱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事例都说明这一点。

　　相反已经实行弱控制或者是有限控制的国家，出于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它的控制也会发生由弱到强的转化，美国的海湾战争期间和“9·11”之后的强化，就可见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的控制的强与弱，不是静止的、僵化的、不变的，而是随着变化而调整之中。于此，我们依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提出的传播控制相对论模式，这个模式不以传播控制类型说明国家，也不以国家所属的控制类型论短长，而是从世界传播的控制的程度抽象出有强与弱两个极限，同时引进时间概念和相关的变量，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因素的改变，一国的传播控制状态在两国之间会发生怎样样的变化。

　　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是动态的模式，不但可以对所有国家的传播控制历史和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摆脱冷战思维的定式，客观看待传播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化，探寻普遍的规律。俄罗斯传播控制的调整和变化，就是对传播控制相对论模式的最好的诠释。

　　第三，传播控制的最佳原则。在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中，我们从世界各国的传播控制状态中抽象出强与弱两个极限，同时设定若干变量，以说明各国政府控制的强与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变量的变化在两级之间进行的变动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变量的设定有合理性，但是不可避免的带有某种主观色彩，据此人们可能会问，政府控制的强与弱，以什么为依据，有没有客观标准？我们讲客观标准是有的。各国政府正是在向着这个客观标准迈进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控制行为，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叫最佳原则或者是最佳目标。

　　关于这个最佳目标，我这里做几点说明：第一，理想与现实有距离一样，学者的最佳目标和政府的最佳目标很大程度上不一样，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构建的目标是往往理想化的，抽象到模式。政府也有自己的最佳目标，这个目标更多地考虑实施过程和执政成本。与学者的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学者设定的目标以自己的目标衡量政府，不断的对政府批评、谴责，呼吁政府改变现状，政府在与学者的磨合中，希望达到最佳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双方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非合作的博弈关系，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越来越接近最终目标，但是不能完全达到。学者也在对政府的批评中调整构想，提出自己的目标。国家越开放，政府与学者的互动越频繁，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中，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和政府政策的相对调整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政府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恰恰说明政府正在向最佳目标和最适宜的目标前进，同时说明国家的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

　　第二，由于国情和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的最佳目标的设定是不同的。比如说同样是进行国际领域的传播，同样是树立修复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目标诉求是有区别的。美国的最佳目标是把自己的物质文化产品连同价值体系输入到更多的国家，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俄罗斯的最佳目标是强化国家权力，回复昔日大国的地位。中国的最佳目标是全面展示和谐发展的国家形象，消除外界对我们经济发展的负面认识。由此可见，每个国家都有质的规定性，这样决定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控制方法。

　　第三，由于客观事物存在不间断的变化发展，一个国家此时的最佳目标与彼时的最佳目标很可能是不一致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正确状况下，不能以和平发展时期的目标为最佳，反之亦然，这也是质的规定性，决定一国在何时采取什么样控制手段的的方法。“9·11”之后美国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成立临时新闻中心与车臣新闻分析委员会，非典后期我们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等等，由此表明，如果非正常时期采取和平时期的控制方法或者是和平时期采取非正常时期的传播控制手段，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总之，最佳目标是最适宜目标，最佳原则就是最适宜原则。

　　我们见证了程曼丽教授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到新的过程。下一位发言人是周乃菱博士，是清华大学英语新闻教授，过去在《》驻北京的特派员，是路透社驻纽约的特派员和上海特派员，下面欢迎周乃菱教授。

　　今天我想和大家主要讨论一下财经新闻，就是商业和经济新闻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下所扮演的角色。这几年来，我主要是教学和记者采访，主要是以商业和经济新闻领域为主，所以，这方面我比较有自己的实际操作的经验，但是在理论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这方面向各位老师学习。

　　首先，我想讲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是我们在这一代人中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发展，因为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我在这里不做太多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各种角度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讲全球化最开始是经济全球化，然后才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中国正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从各方面来看，经济地位的提升，国民所得增加，各方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国际财经新闻既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我们可以说它是全球化的延伸产品，如果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国际的财经新闻；有国际财经新闻，就更加推动全球化的进程。所以，这两者相互发展的情形之下，财经新闻反映了很多全球化的优点，也是反映了它的很多的缺点，就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彼此的影响也特别深。当然，主要是新闻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较深。

　　我们现在讲传媒的规律，自己本身有一些优劣，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是更能够凸显出来。所以，我介绍一下基本流动的全球化的背景。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一个基础，所以，不管是提到华盛顿共识还是全球化的理论，基本上离不开资本在全球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收入分配到文化的转型，都有非常大的支配性。财经新闻在全球化的框架之内，造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能够很成功地使大众接收到某些方面。

　　今天上午，我提到为什么欧盟的整合相当顺利，相当的平稳，就是因为国际媒体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一般的人民接受欧洲必须整合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和强国抗争，各国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因为整合而使之成为弱势群体，这就是媒体在一二十年中做过很多非常细致的工作，使全球化的过程相对地平稳过渡。

　　可是，新闻媒体并不是每一次的所作所为都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受人称赞的，受人诟病也很多。比如说财经媒体，现在表现得非常的萎缩，而且有时候不负责任，即使发生金融危机中或者是金融危机之后，财经媒体经常受到指责。我们当然可以讲，“如果事情弄坏了，你是最先开刀的人”。

　　关于自由资本的问题，因为我在路透社很多年专门写宏观外汇的新闻，所以，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外汇的时候，我们说外汇每一天的流量大概全世界是一万亿，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从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已经翻了三倍半，流量是非常惊人的。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之下造成了巨富，比如说索罗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星期之内把英国的央行击败赚几十亿美金。除了索罗斯这个代表人物，还有其他很多人。对冲基金也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赚了很多钱，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他们经常和央行站在相反的地位。

　　为什么索罗斯一举成名，成为巨富？就是看准了英国央行没有捍卫英镑的决心，使英镑贬值，所以索罗斯反向而行。后来九十年代的时候，连续发生的拉美的金融危机、亚洲的金融危机，经常有很多国际的大型投资人、投机者和对冲基金跟这些国家央行采取相反的行动。这方面分析，这是一个博弈的场所，就是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的场所。所以，巨型的经济的波动，在很多国家比如拉美，甚至是俄罗斯，亚洲的国家，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而且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就像泰国泰铢的贬值，从25个泰铢贬到45个泰铢，你想想对国内的冲击有多么大。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若干次，这也是全球资本流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负面的影响。可以想像现在人民币和美元的为例从8：1，突然变成16：1，可以想象对国内的冲击会有多大。

　　媒体在这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而且是大量的经济流量中，是会经常被利用的，各方面都希望利用媒体来影响这种资金的流动，或者是货币价格的变化。在这方面，记者应该是有自己的相当的判断力，但是，可惜的是，财经记者经常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跟风的形式，做啦啦队，通常为了强势话语权，替他们讲话。所以，看看财经新闻的组成，基本是数据和信息量方面，在数据和信息范围，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有一个强势的话语权，还有一个弱势的。作为记者，总是希望在中间能够减少一些落差，可是，实际上操作起来的话，是我们对强势话语权的一种跟风和吹捧的情形。国际资本对话语权的掌握，比如国际货币基金会，他们有投资银行，他们有大量的信息，比如摩根斯坦利、大通银行、瑞士银行、德国银行，他们有非常多的数据，而且对于经济的一些分析也是做得相当的精致。这些都是可以供给给记者。我们作为新闻记者，也是非常受他们影响。因为他们的信息量非常多，而且不管是在高端方面，还是利润上，也通常是非常严谨的。可是，他们只是表示一个方向，一个单向的思维，并不是做一个很平稳的方方面面都顾及到的方向，而是他希望你从哪方面想，从哪方面做。比如说他们想吹捧亚洲四小龙的时候，就会讲得天花乱坠，不会扬长避短，不会讲里面的缺陷，而且这种信息，基本是报喜不报忧，只讲好话。等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他们有自圆其说的说法，他会讲因为你们的市场不够开放，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形。而不会讲，因为你们市场不开放，自己的制度不健全，会导致这种金融危机。所以，在话语权上，他们占了强势。同时，这是一个英语主导的财经新闻。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大的国家，当然第一位是美国，第二位是日本，但是，日本的媒体，关于财经媒体，在世界上起不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三位是德国，德国的媒体是德语系，起不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是美国主导。

　　民族话语，通常视为非理性的，非主流的。时间关系，我讲一下，作为财经记者，我们除了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要有一个全局意识，我们作为国内的记者，有一个责任感，我们的责任感通常是很清楚的。可是，在全球话语之下，这种责任感通常模糊了，所以，这种全局意识是我们教学生或者是自己做财经新闻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多事情从这方面来思考。谢谢。

　　感谢周乃菱教授独特的财经视角。我们谈国际传播一般谈方面的问题，从财经的角度来谈很独特，同时，我们担心国内的新闻传播院系，能不能培养出真正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财经术语讲财经故事的记者。我看周乃菱教授的简历是大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学士，是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的硕士、博士。我感觉我们新闻当中更多是本科层次，要考虑背景，比如硕士考虑招金融学等等跨学科的博士生、硕士生。

　　林戊荪先生，我们知道林局长是中国外文局的老局长，也是受人尊敬的翻译学家，我知道您曾经出过《论语》的英文译作，我们《对外大传播》也专访过翻译《红楼梦》的杨先益先生和翻译《水浒传》的李先生。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今天上午讨论，大家有一个认知，除了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传播中国的其他作品也非常重要，我们在翻译当代作品的时候，有什么应该注意的方面？

　　第一个问题，关于《论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已经谈到过这个事情。中国哲学方面的书籍有很精彩的论述。这里面最难的有两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概念，君子与小人。君子这个概念和英文不太对称，所以，我们要把君子的理念，到底包含什么内容讲清楚。第二个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且常常是没有上下文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提供必要的背景，要加注解，但是太多的注解会影响阅读的连贯性，这是比较难的。如果讲到《老子》，更难的是往往一个概念，本身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还有变化，有时会引申，这是很难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现代文学的翻译，这很重要。我们要理解一个国家，不可避免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绘画等等，我们要介绍中国，应该很好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客观上我们曾经见过很多西方的客人，像外文局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和我们交谈，经常提到很多的文学作品，现代、当代的，这对他们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的方式都有直接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包括新闻类要讲故事，要有人物，在小说里是大量的，所以，外文局曾经有过中国文学杂志，很遗憾前几年停了，现在大家呼吁恢复。现在更多的依靠西方国家的译者和他们的自己的出版社自己买版权来翻译。

　　刚才林局长已经回答了问题，我是有点感想，刚才各位专家讲的我想了很多，李竹润教授提到的人才培养，在1978年打报告，通过的批示，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特别办了英语系专业，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就是福伯莱特教授，利用他的身份请美国的记者到中国研究生院开设英语新闻课，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是，不幸八十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停办了，但是，带了一个很好的头。由于英语采编专业影响非常大，后来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办了类似的专业，包括厦门大学也创办了。但是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全球的国际传播的人才有需要的时候，这些院系相继在萎缩，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早就没了，复旦大学也不办了，上海外院办了，但是向另外的方向做，我们现在有十三万新闻学院的学生，相当于中国有十三万医学院的学生。新闻与传播学院最重要的是动手能力，毕业就应该有动手的能力，像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动手术一样，可以给病人看病。但是，今天我们新闻传播系的学生人家不敢找你看病，他们可以找英语系的学生看病，为什么？新闻与传播学没学，因为我们的学院培养的不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样怎么能在今天的社会竞争？就像周乃菱教授讲的财经新闻，我们现在十三万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中国实际在册拿到记者记者证的有13万，13万记者等着你们十三万毕业生取代他们，不大可能。

　　因为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写作是最难掌握的，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没有办法。第二就是英语，在今天的全球传播时代，如果不能用英语思考，不能用英语采访或者是写作，竞争也不行。再有第三个就是有一技之长，如果不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就不能写出读者读懂的文章。如果具备这三种技能，在十三万个人里面，毕业以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你，而且现在的记者毕业以后平均工资是三千块，你有这样的一技之长，可能就是三万块。但是，刚才林局长讲睡不着觉，为什么？主要是我们的十三万人，有几个能拿出手？我们现在是450万大学生毕业，找到工作的只有150万，300万找不到工作，在社会上漂，想起来确实让人感觉到睡不着觉。

　　还有李竹润老师反复强调新闻写作，确实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大家理论上应该认清，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认为新闻越来越不客观，新闻写作是客观、公正的标准，现在是虚伪的标准，无论是中国的新闻媒体还是西方的媒体，都是追求的虚伪的客观、公正，为什么？我们的写作选一个最好的导语，最好的英语，选一个最会说话，站在我们立场说话的新语言，所有的过程都是选择，选择就是主观，所以，在今天的全球传播时代，越是主观，选择性越强，但是经过非常精巧的新闻写作的包装，越显得客观，但是只有掌握虚伪的客观，你的宣传才看不出来是宣传。

　　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西方记者采访我，你所提的问题不一定是我想说的，你所报道的答案并不是我愿意给你的答案。可能第二天出来，你的报道我不敢看，可能是经过你的选择，可能是脱离语境，最后变成我自己说的话都不敢看。所以，现在的传播时代，我不想看，而且我希望所有的读者都不看，结果所有的读者都看，而且所有的读者，而且你这种谈话可能会传的更远。我讲的客观，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消失了。当然，我们是学术讨论。

　　周乃菱教授，今天上午在小组讨论的时候，第一组的点评人朱英璜老师说，他当《中国日报》总编的时候很少看《中国日报》的经济报道，她认为比较枯燥，您怎么看《中国日报》的经济报道？

　　《中国日报》的经济报道实际上可读性很高，而且有很多独到的新闻。另外，我在路透社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转载一些《中国日报》的经济报道，而且大家通常把《中国日报》的报道看成是《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有相当的权威性。问题出在这里，因为不是《人民日报》，所以，有很多的报道，最后我们不得不更正，因为实际上它的权威性并不是那么高。就是说看经济报道有两种，一种是非看不可，就是再怎么写得不好，再怎么枯燥，但是你要赚钱，要炒股，再不好也要像看教科书一样，写得再不好，也有人看，也有人买，这等于是被俘虏一样，非看不可。另外一种是，可看可不看，想看愿意看才看。这一点《中国日报》做得不好，但不是唯一一家不好，做得不好的非常多，但是做得好的很少。《华尔街日报》做得很好，《纽约时报》做得很好，但是其他的报纸一般做得都不太好。我自己做财经记者，经常用马克·吐温的话“这个东西一旦放下来，就再也拿不起来了”。就是说可读性非常差。但是，这些年各个报纸都希望三贴近，就是贴近读者，在很多方面大有改进，也许《中国日报》还是在摸索中间，还是往好的方向在走。

　　请问程曼丽老师，刚才您谈到信息控制的时候，谈到很经典的“四种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就是探讨信息控制的一个意思，而且后来您提出了相对论的信息出境控制，而且是从政府和学者互动的角度来谈的。我想问，现在四种理论的框架下，或者是后面有些学者提出来的五种理论的框架下，意识形态的因素是很主要的考虑的指标，在您相对论的框架下特别是设定变量，提取两极的指标中怎么考虑意识形态的色彩，还是希望政府和学者之外的机制来考虑？

　　这个问题也是我写这篇文章反复考虑的问题，我刚才讲话的过程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一些细部的东西略去了。这个实际上是我的一篇比较大的文章中的一部分，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就是专门谈到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制制度不同，但是任何的理论都是在实践总结中提炼出来的，而模式是被简化的形态。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国或是国外的传播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我们要进行总结、归纳，我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思考。另外，更多的可能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遇到年轻的一些学生提出的问题，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缺乏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念，他们比较缺乏。所以，我就提出这样的一种相对论的模式。实际上相对论模式，当然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包括有一些细节我没有讲，这些细节都是存在的，这些现象都明摆着的，我们就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所以，我讲这个模式的时候，把您提的这个问题稍微做了一些简化的处理，但是这是一个前期性的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也是不能否定，我注意到，也意识到，您提得非常好。

　　利用我的权利，我说几句关于客观性的老掉牙的话题，刚才程曼丽老师提出的概念，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相对论的问题。我当然不是指程老师提出的问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并没有使牛顿的物理学完全失去意义，牛顿的物理学讲世界是可以完全预测的，是精确的，像机器一样的准确，但是爱因斯坦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速度会影响时间。很多的机器不一定完全按照预定的时间运转，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基本的预测性，这是我们对于主观性的思考，不一定意味着完全否定客观性的思考。哲学有一个概念就是视觉主义，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是从特定的视觉看的，每一个视觉相对于全角来看是不全面的，不是绝对客观的，但是如果每一个观测着者忠实于每个人看到的问题的客观的视角，就做到了客观，加起来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趋近于全面的观察，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不至于太绝望，因为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局限性。

　　下面休息十分钟，然后进行下半场的发言，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女士，郭老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在新闻理论、电视传播方面有高深的研究，郭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形象与全民文化》。

　　今天的发言有一个核心的思想，中国的形象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另外，传播不仅仅是新闻界和大众传媒的事情，也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关。现在国家也提倡公众传播、民间传播，这也是我们树立中国形象的传播的一部分。另外，国家形象是民族文化特征的外在表现，要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需要做全民的文化改良运动。下面我就做我的发言，当然这个题目很大，我选择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很具体的问题。

　　前段时间《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游客在海外不文明的行为，震动了高层，有媒介报道了，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列举了“十大不文明行为”，还有提出了20条改进措施。围绕这个事情，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些讨论，也有很多的想法。

　　这是从网上摘下来的两张图片，中国旅游者的一些表现。中国海外游客常常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南方周末》文章上也列举了一些常见的不文明行为，比如乱扔杂物、随地吐痰、夹塞、吵架，以及在禁烟区吸烟等等，都被列为不文明举止。

　　令人感到非常尴尬的是，中国海外游客逐年增长，中国海外游客对国外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逐年增大，由于外出人比较多，一些中国游客不良的形象就逐渐被突出出来。另外，与我们给国外旅游业做的贡献相比，中国的文化影响不仅是弱，甚至经常是负面的。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我们撒了大把的银子在国外，我们获得的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候常常是相反的效果，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尴尬的情况。

　　关于旅游文明、海外游客行为的讨论，在我的课堂上也引起了学生的争论。有人说，实际上中国的游客是不是都不文明？有多少中国游客是不文明的？有可能报道只是仅仅列举了一些个别现象，就把不好的标签贴到整个中华民族，贴到整个海外游客的身上，这是一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说，西方的游客也不都文明，他们也举出了一些例子。

　　对于中国海外游客不文明情况的报道也好，研究也好，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更精确统计数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有多严重，或者说我们改进的力度有多大。另外，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是不文明的行为还是文化差异。当然有一些是大家公人的不文明行为，当然也有一些是外国苛求于中国，有人认为中国人蹲在地上是不文明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中国人特别累的情况下喜欢蹲着，外国人就认为是不好的形象。

　　在讨论当中还有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只有在海外才需要讲文明、懂礼貌。我们在国内的旅游当中就不需要提倡一种文明和礼貌？另外我们在日常的行为和交往当中，是不是也需要讲文明、懂礼貌。正是最后的问题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要说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是有道理的，因为2001年在香港的一项研究，对于旅游者的一项研究发现，香港居民也是像居民一样非常喜欢组团旅游，他们在团队当中的表现比日常个别交往当中的行为要差。就是说人们在群体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得和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另外，通常中国人好面子，但是一些香港旅游者认为，他们在短期的关系当中不需要那么重面子，他们可以做得稍微粗鲁一些。

　　另外我也看到了对旅游文明的报道，和一样属于中华民族，花了20年时间改善了旅游者的形象。游客并不像很多游客到来一样彬彬有礼，有些时候在游客身上发生的问题，在游客身上都发生过，比如说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还有特有的随处吐槟榔汁，这些是被海外其他国家的人民看不惯的。

　　关于旅游文明的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增加，实际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能够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中国形象的大使，所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另外国民形象是有关文化的影响，也是有关国家软实力很重要的方面。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国家形象的重视有助于改良民族文化，因为我们大家通过讨论都认识到，形象这个东西是外在的，但是是一种内在的体现，不能想象一个内在很粗鲁的人，表现在外面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文明、礼貌的形象，因为有一句话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内心是比较文明、礼貌的文化特征的话，表现在外面就会是比较有礼貌的，而如果不做内功，不进行文化特征方面的改良，仅仅关注外在形象的改造，可能也是短时期的，不那么有效。

　　我认为，现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构建或者树立一个更良好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具体能怎么做？我认为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当我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要入乡随俗，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比如说喜欢蹲着的人到国外可以少蹲一点，尽管这是文化的不同，并不是文化优劣的问题，尊重别人的感受也是尊重其他国家人民文化的表现，反映出礼仪大国的文化风范。

　　第二，我们改变形象，要面子，也要里子，不仅要在外在做法上、行为上有所讲究，从文化的内涵方面也要进行文化改良。

　　第三，要有一个全民的文化运动。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随着中国民族整体文化的改良，中国的国际形象一定会得到改善。

　　谢谢郭镇之教授的精彩演讲。她让我想起今年暑假去香港中文大学参观的时候，看到他们学校一个高高耸立的校牌上写着孔夫子的几句话：“播学于人，约之于礼”。我们的大学要让大家多学文化，多扩展知识面，多读书。还有一方面我们可能忽略了，就是约之于礼，用礼来约束，这样可以做到行为规范，这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刚才我感到郭镇之教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国家形象追求之后造成的是什么？我们希望人家说我们文明我们就追求文明，我们希望人家说我们稳定我们就追求稳定，我们希望人们说我们，我们就追求……

　　下一位发言人是Gary Swanson，美国耐特国际新闻学人、美国富布莱特学者，现在是清华大学访问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和广播电视的教授，有26年广播电视从业经验，曾经在NBC担任过记者，曾经在NBC担任过记者，在NBC的晚间新闻节目做编辑，也自己剪辑了多部纪录片。

　　下一位发言人是王利明先生，王利明先生是研究员、教授，曾经获得国家图书奖，《知识与生活》杂志的主编，现在是《传媒》杂志社的常务副社长兼副主编。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在开始演讲之前，按照电视台演讲的惯例，我先插播一个广告，因为我知道林院长不收费。这是我们中国出版研究科学所的组织机构图。这个单位是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全额的事业单位，这里面有三个有颜色的框架，就是我所在的单位。一个是出版经济研究室、《传媒》杂志社、传媒研究中心，我在这里主持工作。

　　我想重点说一下传媒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6月份在总署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批准成立的，它的设立标志着总署真正开始与国际接轨。用我们署长的话讲，“在发达国家都有传媒研究机构，但是中国没有”，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平台非常好，但是我感到压力相当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媒是有传播力的，我们的政府是有领导力的，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很荣幸地做到有影响力的人，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希望林院长能够支持我们。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两样东西在一起，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论，我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0年，从实践中来，现在开始做了研究工作，从一个标准的运动员，开始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我开始深刻地领会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不同。我想说的是，政府和企业都在努力地向前走，我想消除一种偏见，不要互相指责和抱怨，看看政府的转变。我看到政府从过去的领导概念向一种行业行为在转换，我参与了20多项有关的课题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标志着新闻出版业真正被当做一个产业进入了国家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我在这个规划中做主要的制定工作。

　　另外一个，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出版纲要，这个纲要与以往有所不同，已经非常的详细，为了制定这个纲要，召开了14次研讨会，采访了40多位有关的学者专家，做了大量的调研，而且很详细，里面制定了14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包括我们“走出去”的战略。在上周刚刚召开了第一次报刊业“走出去”研讨会，而且要召开第二次。

　　在昨天晚上准备讲稿的时候，有关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准备搞一个手机媒体的研究。这说明我们的政府领导机关在这个时候还在考虑传媒业的发展。再看看传媒业的贡献，现在有6000家报刊在海外发行，通过中图发行的有300个报纸和5000多份刊物，虽然量不大，但是在往外走。最新的新闻是《天津日报》上了星。再有，网络在美国上市是我们取得很多成就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在9月份，报刊出版博览会上，我们出版业第一次有了版权的顺差，不过是合同形式的，也是在我们这里召开的。

　　下面的内容，发展规划的第八行动——海外报业的市场推展计划，还有第九行动——数字报业的计划。报刊社在国外做的一些模式，《新民晚报》在外面有20多个版的发行。《天津日报》上星我们署长亲自到场。中国电视走出去，这两天谈了很多。出版业这次在法兰克福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我们翻译成海外连锁，音像企业“走出去”有很可爱的形象。网络是最热的内容，雅虎被马云收购，还有百度的海外上市。

　　第二，图书的引进和出口。图书一般是10：1，对美国达到了100：1。版权，2004年的数据，我们引进版权在美国是4098种，而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电影方面看到的更多，5年内进口了4332部影片，输出就屈指可数了。

　　在影院方面，在美国学汉语的有2万多人，全部的学生都在学英语。演出只有单独一个数据来自上海。2005年的逆差是3000万。现在还在不断的有海外的流入。

　　这些片子我们都在升级，现在升级到资本的进入。中外合作的期刊有51种，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条文限制，10号文、24号文，私下的竞争更多，资本的竞争不是单纯的进入，要带来话语权。我们会发现，有三个不对等：

　　第一，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等。前一段时间，由于反倾销的事件很多，企业家互换传媒的声音。

　　第二，中外文化传播的密度不对等。政府在督促我们走出去。我们知道，为什么作了这些政府的规划，都是有倾斜的。有了规划，有了产业规范就有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现在还有对外制作影响的不对等。问题出在哪里？是资金、人才还是信心？

　　第三，资金不对等。资金投入只要你立项，政府就给，如果有谁找不到资金可以找我，如果人才不够，我相信李院长都会为你寻找，这样就有信心。表面看是信心，我认为实际上不是信心。问题出现在思维模式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传媒的脑子还是官本位。当做官的，运作方式和企业家完全不同。因为表面看来，业绩和政绩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一样。企业家为了追求效益可以冒险，但是搞不行。再看民营，在我们国有的走出去，民营也在走出去，温州商人和北京商人联合买断阿联酋电视台改为中国电视台。

　　重点说一下我的思考。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提出了软实力的要求，他说的对吗？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说一下我的民族，我满族，19年的黄旗，现在满族已经没有了语言、文字和文化，满族在哪里？所以，一个深切的体会，没有了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命运也就很可悲。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喜欢这些语言和文化，你的民族就会存在。所以说，软实力在哪里？就在我们清华，就在我们李希光院长这里，就是“厚德载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想，虽然满族的文化没有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了。在现在这样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会达到又一次的辉煌。有人喊意大利万岁，我在这里喊中华民族万岁。

　　谢谢王利明先生非常感人的演讲。补充一个数据，图书进出口包括期刊的进出口逆差。我有一个自己刚刚听到的真实故事，一个日本学者，是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说我去过中国，看过很多的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有美国研究中心，是国内设备和条件最好的。我很惭愧，我们的美国研究中心房子没有复旦的好，但是出的书比他们多。重点大学进口重要的学术期刊和图书远远不够，出口也要大量的增加，不能因为逆差的问题就减少出口。

　　下面的一位是曹景行先生，他现在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是凤凰卫视的资深评论员，凤凰卫视的副台长，现在正在做很多节目，像《时事开讲》、《口述历史》，都很受欢迎。

　　这是一个感想，不能算是发言或者论文。主要是做新闻工作做得时间很长，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到海外，在海外有一个感觉就是很急，特别是看到中国的形象，中国对外的传播，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这几年的心情有一些变化，想跟他们交流，对外传播不是对内传播的简单翻译。这有两个意思，一个传播本身主要是对方接受，而我们对外传播的接受对象是外国人。外国人凭什么要接受你？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为什么会接受人家的东西？第一人家重要。美国再怎么样骂我们，我们还是关注美国。我们每天上网在看《纽约时报》，美国人未必看《人民日报》，这是人家重要。第二，我们喜欢人家。我们自己对外传播能不能做到，第一我们重要，第二人家喜欢。当然对外传播针对的是外国人，看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们接受的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比如最近奥运会的“福娃”翻译要改过来，原来的翻译人家不能接受，或者有歧异，现在要改过来。

　　我今天想先讲第二个意思，对外传播不能是对内传播简单的翻译。如果对外传播做不好的话，对内传播也做不好。我们很多对内传播和自己老百姓沟通如何？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很多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整体来说，特别是政府语言，我们作为主流语言常常还是老百姓都不大喜欢的语言，看不大懂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如果只是简单再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我很难想象人家会接受。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郭老师在上课，我们讲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我们一位研究生就讲他对这个语言不能接受。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说，我们对自己官方的《人民日报》社论的语言感到有距离。我们自己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对内传播本身能否按照传播规律来进行？如果自己首先能够抓住传播规律，对外传播才有基础。如果一篇文章自己老百姓不喜欢看，把它变成对外的东西，人家会看吗？即使自己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对外还有它的规律。

　　第二，如果对内传播做好了，下一步，有一个事情是我自己做凤凰卫视当中的感觉，需要有一个过渡，也就是海外华人的测试。对外传播当中海外华人能不能接受？香港、我们的同胞能否接受，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做得好的话，对外传播也可能有一个过渡的基础。因为有一个例子，1996年，这一年很奇怪，出了三个卫星电视台，有一个是美国的FOX电视台，他挑战CNN成功了，FOX是根据美国草根层面的那些比较保守人士的需求，来挑战CNN的，它找到了它的观众定位，但不是我们对外传播的范围。

　　另外一个是半岛电视台，我想半岛电视台的经验在对外传播中值得去研究。刚刚FOX评选了“40大阿拉伯品牌”，第一名就是半岛电视台，超过所有阿拉伯世界其他的品牌。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国家，卡塔尔有政府的资助，不缺资金，这个电视台从1996年开办以后，尤其是在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之后，成为阿拉伯和美国主流媒体抗衡的力量，美国官方对它深恶痛绝。伊拉克战争时，美国战机专门攻打他们，炸了他们在伊拉克的记者站，炸死了他们的记者。现在有资料，应该是苏联透露的，说当时布什准备用外科手术把半岛电视台的总部炸掉，为了对付半岛，美国政府花了多少个亿，十来个亿，当时想开办阿拉伯语的广播，而且把广告业的女强人，专门请到国务院专门研究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来和半岛电视台抗衡，但是失败了。美国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惨败，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惨败。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对外传播，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成功的，现在它要走向英语台，不知道成败如何，但是成功有一个经验，他的许多媒体成员都是当初BBC阿拉伯频道刚刚开时的成员，后来开不下去，大部分转过来，这些人知道西方世界媒体运作的规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1996年还有一个电视体，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有一点，“9·11”事件之后我到马来西亚，突然发现我们出名了，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我没有推广策略，只是马来西亚有我们的中文台，就是“9·11”事件一次，使得当地的华人普遍接受凤凰卫视，现在已经超过了香港和的电视台。我们当时直播和CNN抗衡的，他们当时已经到这样的程度，街头酒吧街的华人，家里没有就到街头，有的看CNN，有的看凤凰，华人普遍接受凤凰。这说明了什么？跟半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华人世界，凤凰可以说比较成功，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华人基本上对凤凰认可。

　　这也说明，就像办半岛在阿拉伯世界，有了这样的基础，下一步就是全球传播的话题，是不是可以再向前跨进一步。如果我们自己同根同种的华人都不接受对外传播的话，对非同根非同种的人做传播的话，就更加困难。无非一点，对外传播尊重传播对象。而我们的所有对外传播要实实在在地从效果出发，我们不是上多少星，出多少东西，是人家看不看你，听不听你。谢谢！

　　问郭镇之老师一个问题，她的国家形象与全民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和兴趣。特别是你提到下蹲的问题，大家知道陕西有八大怪，很难说是先进和落后，先进文化的代表我觉得很反感，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落后问题，只有强势和弱势之分。我非常赞赏你分出来，随地吐痰，按什么标准来看都是不好的，并不能说下蹲不好，有些可以改变，有些还是希望我们跟别人多沟通。现在我们在文化方面屈服得太多，就像王利明社长提到的一样，我们大量的是入超，我们引进的别人的，而出口的太少。比如说《木兰》，成为出口转内销的问题，我想，我们做全民文化，或者是改变当前文化在传播中相对弱势地位的时候，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改变我们的文化，还是内强自生，重塑我们的文化？谢谢。

　　我完全同意你的概念，实际上文化不应该按照优劣来分，应该是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向下蹲这种文化，如果到国外，一般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我觉得尽量还是减少这种动作，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来，到山西去，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的民俗习惯。另外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应该向外国人宣传，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这也很重要。这是我简单的看法。

　　这牵涉到一个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美国的文化有两百年历史，一个词“美国梦”非常有代表性，一直是成长性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有2000多年或者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讲究忠孝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辉煌在里面，更多的是智慧。就像武功一样，它是搏击，我们是太极。过去的情况是引进来也可以。我刚才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辉煌都是把外来文化引进、消化、磨没了，吃掉了。

　　再补充一点，有些陋习不光是中国有，比如说随地吐痰，随地乱倒水，在工业化以前伦敦也很脏，屎尿遍地，文明一方面有时代前进的问题。在远古时代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些行为是可以允许的，到了城市化以后，人们居住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就应该文明一些。

　　再补充一点，有一个调查数据，我想是有一定的代表性，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60%对中国传统文化抵触或者反对，可能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传统问题，他们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抵触，这非常危险。如果文化断了香火，文化就不存在了，盲目追求别人的文化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凤凰卫生毫无疑问在对外传播方面比内地电视台有优势，“9·11”事件使凤凰卫视一下子名声大振，如果没有“9·11”事件，凤凰卫视走进华人心中和外国人心中，它需要怎么做？

　　如果没有“9·11”事件也有其他的重大事件，这种冲击感应该被抓住。如果我们的对外传播只是对内传播简单的翻译，外面就不容易接受。凤凰卫视本身就不是一个跟内地媒体相近的，它比较关注观众和市场，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包括全球华人，全球华人共同性的地方，这是凤凰台做得最多的地方。包括内地观众接受的许多海外华人也比较感兴趣的，这是我们的着力点，这是凤凰卫视之所以在东南亚被接受的原因，像马来西亚几百万华人当中，马来西亚的华人、商人很多长期以来只看到马来文的电视，当地的频道里只有半小时的华文电视，他们自己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看到华文电视，他们以前通过卫星看香港和的TV电视，他们看到凤凰以后有很强的亲和力。这表现在80周年台庆的时候，当地的华人自发为我们办台庆，把马来西亚刚刚卸任的首相都请来了。我觉得这在对外传播当中我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一个媒体既能够站在民族的立场，站在大华的立场，甚至可以说为党讲好线

　　应该说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凤凰卫视的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在华人以外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英文。我们可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像美国总统的采访新闻报道，两岸问题上，美国国务院是专门点我们的记者提问。对受众来说，没有英文频道当然不会超出英文范围，在有华语的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探讨一下对外传播是不是一定要出很多钱，又不计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

　　郭老师刚刚的演讲当中给我们看的两张照片，中国人在国外的行为引起了我这样的想法，国外的传媒机构把我们部分人的行为放大、宣扬，并指责我们。作为中国的传媒工作者是不是也相同地把他们的行为用传播的方式传播出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例子，在上礼拜的周三下午六点半，在我从国贸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有一个美国女性，她上车的时候首先在地铁的周围把自己保护起来，有一个20公分的距离是自己的，只要有中国人向她靠近，她就用英语说，“你中国男人太胖了，应该减肥”。而且她用英语喧哗，不停地打电话。我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就对她说，这里是中国，北京的人很多，如果你想有自己的空间就乘出租车。她很骄傲地说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当时我很气愤，我下地铁的时候，我跟她说，“对不起，你跟我一起下车”。她不肯，她一直在谩骂别人，当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很多人用英语指责她，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放大？这样的行为没有人拍下来，放在网上去。

　　确实，有一些学生见到过一些西方的老外，表现得也不怎么文明。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刚才也讲到。对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一个是究竟多大的量，有多少这样的情况，中国之所以受到批评和我们的量大有关系。另外，在媒体上报道这种现象，我担心是否会引起涉外事件，是否能放到网上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现在网络的环境是否可以允许这样的批评。

　　第一，前面几位专家都是前辈。他们在中国新闻界、对外传播界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代传媒，我们很重要的和关注的是要讲究传媒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和操守。我听了特别感动。林戊荪先生从事了56年的工作，应该说他对工作是非常的热爱，觉得这是他的生命。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艰辛奋斗，得到非常深刻又非常平实的结论，真是真知灼见，他的结论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不成功，差得很远”。对我来说这句话是洗尽铅华的一句话，在这么浮躁的世界说出这样的话，绝对给我们作出了伦理和道德操守的表率。昨天发言的王惠主任也是，“我们是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第二位发言的在新华社工作了那么多年，也是针对中国的现状，当然是在讲西方记者和传媒教学的专业精神，他们的教材紧密结合实际，而且是不断在向前看，永远跟着时代走。这个向前看说得非常精彩，不是中国人的说的“向钱看”，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

　　另外一个例子，除了林先生和李先生，我还听了周乃菱老师的演讲。她讲的也很重要，她说的话虽然讲财经新闻，从她的话里我也感受到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现在的财经记者为强势的话语说话，还是为弱势的话语说话？特别是现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其实资本并不是自由的流动，是流向富人的腰包，不是流向大多数人的腰包，周乃菱老师说我们要有责任意识。

　　第二个感想，听了好几位专家的发言，也是从理想主义开始说起。理想主义我听到吴信训教授也说了比较理想的状况，给我们构建了全球化理想大同世界我们现在要在世界上有多元声音，我随着中国的定位提高了，我们现在要有搞对抗的传媒，搞全面、准确、公开的传媒，这个理想的世界究竟由谁建构，由谁来制定游戏规则，也传媒体系讲到博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现状并不是像吴信训教授所说的，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可能是我们的理想，现在还是有强势话语的存在。以美国为主的媒体他来制定游戏规则，他在国际事务的报道上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国际规则我想多说一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全世界。现在很多的声音，半岛电视台，还有凤凰卫视在华人卫视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想到游戏规则究竟由谁制定，除了美国和全世界有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外，还有是政府制定游戏规则，还是商业制定游戏规则？传媒游戏规则的博弈，我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我听到周乃菱教授说，前面讲金融方面资本家和政府进行博弈，它是一个商业运作。索罗斯这样一个资本家和政府对抗，基本上在金融上的对抗。但是我们还听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程曼丽教授讲，控制和反控制信息的出境和入境的管理。她给我的印象是传媒的控制主要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国家的控制。这还是需要我们加以论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国情，比如像美国，它的传媒基本上是商业运作，而中国传媒是运作，所以，这种博弈的游戏规则不一样，我们对这个事情还要加以进一步的区分。在传媒的博弈上，实际上有很多的不对等、不公正，刚才王利明社长也举了很多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输出和输入不对等，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有综合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政府还是商业，究竟中国的实力不够，还是西方的势力太强大，还是值得我们多方面的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做传媒的人，当然很关注传媒，怎么样来改革传媒，要不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我们的传媒，对内做不好，对外也做不好，这是非常精彩的观点。曹景行讲出的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讲的观点非常明确，传媒如何改革，就要让受众喜欢，如果受众不喜欢，传媒就达不到效果，这是传播，不是单向的宣传。曹景行先生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听了非常受启发，深表同意。如果现在自己对自己政府说的话都不喜欢，我们怎么说服别人？现在自己政府说的话，政府的话语实际上也是跟中国的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现状并不太相符合，并不太对等，政府官方的话语，《人民日报》的社论，政府的工作报告还好一点，《人民日报》社论在党政方面的文件，基本上是好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没有改变，或者改变很少，这是一个严重的滞后，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基本上停留在当时时代的话语体系，现在没有根本的改变。如果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发表言论的这些人也不见得相信自己的话，更难使受众喜欢。所以，曹景行的观点我很受启发。

　　另外，传媒的改革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有嘉宾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就是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我们不注意传媒的所有权，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斯万廷讲过一句话，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像GE商业运作的大企业，把传媒和任何一个产品对等起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面临着传媒改革也是很重要的议题，中国的传媒在我的感觉正在两个夹缝中求生存，一个是政府强大的压力，中国的传媒仍然是政府耳目喉舌，这是政府的压力。究竟这个耳目喉舌是否代表公众的利益？传媒是不是在替大众说话？是不是起了公共媒体、公共品牌的效果？在中国还有一个强大的压力就是商业、市场化的压力。在市场上强大压力之下，政府的权威的对话语的控制权，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的传媒何去何从，这也影响到我们，对中国的国际传媒是起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我们说到底，回到曹景行说的话，国际传媒是国内传播的延伸。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我特别感动得是，Gary Swanson教授，他所提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是他引用别人的话，就是“新闻就是一项赔钱的买卖。”如果不赔钱办新闻事业，最后伤害的就是公民利益。传统的新闻追求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所谓新闻的特征就是时效性等等，结果带来追求新闻时效性带来新闻真实性的丧失，任何一个新闻出来以后，各个媒体都追求第一个报道。什么叫第一个报道，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先报道，结果带来观众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第一时间报道的猜测也可能是谎言。人民群众看新闻看的是真实的，人民群众追求的不是时效，追求时效性是媒体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人民需要线

　　再有一个，就是思想一定是重要人物，名人效应。名人开车撞死人，名人伤人，伤了人，一定要上头版头条，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农民杀人了，恨不得杀13个人才能上头版头条，那么，多少是普通人的刑事犯罪多，还是名人的犯罪多，我们的媒体更多的强调非正常的东西，这就是一切行为媒体想利用新闻报道，利用记者作为它挣钱的工具。

　　第二点，曹景行老师刚才讲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说到底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现在的新闻教育不重视语言，不重视写作，不仅是口头表达还有一个是写作。看看我们的学生有多少人每天在看报纸和书，更多的人在看电视，在看网上的东西。电视里曹景行老师的节目还比较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通常一条新闻就是40到50秒，能有多深的深度，从文字上到表达上不是很深，基本上一个导语和标题就完了，聊天室上网更多的是看那些同类的，或者中学生写的东西，带来整个全民的语言文字水平的下降。

　　曹老师还谈到半岛电视台，半岛之所以可以做的这么好有两个原因：刘教授刚才解释了，第一，自己的立场很鲜明，就是阿拉伯人，立场，因为他是阿拉伯人办的，所有者股权是阿拉伯人。再有一个是差异性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传播时代基本上是一种声音，不是全球自由的时代，当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时候，在一个社会里，在一个世界里只能听到一种新闻在传播，这是新闻和。只有听到不同的声音才能进入到全球新闻传播的自由时代。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使我们的世界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美国为主的声音，一种是阿拉伯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一种是被美国掩盖，或者没有胆量发出来。

　　最后一点，这次研讨会召开之前，本来对外宣传战线上的老领导，国务院新闻办上一届主任赵启正主任要来，因为到南方检查工作所以来不了，之前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太难了。在去年年底，汪道涵先生快去世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见到汪老。汪老临终前跟他说，一定要支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把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和中国新闻人才的培养做好，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这不是我在这里瞎说，赵部长跟我讲，马上要出一个汪老的回忆录，引用这句话，我们在这里开会不容易，我们所有的老师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做了七八年，终于在两天中我们居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