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类电视节目传播功能探析

　　摘 要：近年来，主流电视媒体积极创新制作模式，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国家宝藏》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文博类电视节目成为同时期的“现象级”作品，逐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博热”。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文化记忆理论，探讨文博类电视节目在普及文博知识、唤醒文化记忆、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教育功能。

　　随着央视大型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的热播，文博类电视节目以新的表现形式回归到民众的视野之中，新时期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将生涩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逐渐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文博热”。近年来，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不断创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取得的流量效果也证明了文博类节目对创造性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文博事业起步较晚，在近代社会转型、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启了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文博事业纳入国家计划体制之内，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工作，为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博物馆事业重振，特别是2008年将博物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行免费开放后，博物馆愈来愈受到公众的喜爱，为了更好地参观博物馆，公众也逐步关注文博类电视节目。

　　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起源于1972年通过黑白电视展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长沙国辛追夫人墓葬，随后可以从探索和发展两个阶段，来解析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进程。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大多是由中央电视台推出并播放的纪录片，内容主要围绕知名博物馆及其藏品展开，虽然形式上较为单一，受众有限，收视率较低，但其内容与质量有着充分的保障，如《圆明园》《台北故宫》等节目时至今日仍有着较高的收视率和良好的评价。第二阶段为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文博类电视节目逐渐呈现出节目形式多样化、场景布置与舞美设计精品化、播出渠道多元化、节目受众年轻化的特征。2008年后的两年间，全国大中小公有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实现免费开放，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参观博物馆，为民众了解中华传统文明提供便利。伴随着我国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博类电视节目也如雨后春笋般走入大众视野。在内容上，除了讲解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知识类纪录片，也出现了以考古探险、文博讲座、鉴宝为主题的优质节目。近年来，在文化强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指引下，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主流电视媒体积极创新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形式，融入多元艺术表达，拓宽传播渠道。如《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成为同时期“现象级”的综艺节目，收视率高涨，获得良好的口碑。

　　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的模式打造、内容表达与传播方式不断创新，从考古发掘介绍与文物解读，到讲述并演绎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特征也日益多元化，即从理性科普知识到情感传递知识，从精英文化气质到大众文化审美，从文物内涵解读到场景创新讲述。

　　知识性是文博类电视节目的核心特点。文博类电视节目以考古发掘、历史文物、博物馆等知识为根基，无论是纪录片、访谈类、报道式，还是近年来兴起的鉴宝类、综艺类、剧情式，这些节目都坚持以传递文博知识作为目标之一。相较于其他文化节目，文博类节目专业性强。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诉诸理性”“诉诸感情”“诉诸幽默”等是说服性传播活动中有效达到预期目标而使用的几种策略方法，属于传播技巧。[1]纵观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经历了从理性科普知识，到情感传递知识的过程。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在发展初期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以期使观众能够理性认识并思考知识。诸如《探索发现·考古中国》节目中邀请考古团队专家讲述发掘过程及研究成果，观众需调动判断力、洞察力及思辨能力，理解并获取文博知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大，如何将信息更好地传递给观众，如何通过声画与观众产生共鸣，是包括文博类电视节目在内的文化节目面临的新课题。亚里斯多德认为，“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2]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以纪录的形式近距离展示文物修复过程与技艺，以“文物医生”为主体唤醒观众的情感力量，讲述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展示人与物之间的传承与陶冶，将文博知识渗透到文物修复的细节，进而传递到观众的内心。

　　趣味性是新型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基本追求。文博类电视节目是以偏重文化涵养的内容为主题，不同于以做游戏、唱歌、跳舞等娱乐方式呈现的明星真人秀，在内容上相对严肃。在文博类电视节目发展初期，画面往往是以考古发掘过程、文物展示为主，配以文博考古专家或著名演播艺术家的解说词，受众范围较小，整体年龄偏大，不符合众多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呈现出浓烈的精英话语气质。

　　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日益转型，精英文化受到冲击，大众文化日益兴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积极寻求精英话语与大众审美之间的平衡，以期增添节目的趣味性，拓宽受众面。如2001年开播的口述体纪录片《讲述》，将纪录性与大众性相结合，发动大众纪录感人的文化遗产保护故事。以2016年湖南卫视自制的文博节目《博物馆之夜》为重大转折点，我国文博类电视节目开始蓬勃发展，在增添节目趣味性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例如2018年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5分钟的时长讲述一件文物最为精彩的亮点与特征，及其背后的中国审美、中国精神与中国观念。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博节目，运用现代化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融会贯通，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受众。追求文博领域的雅俗共赏，强调 “庙堂”与“江湖”的互动，增强了公众在学习文博知识中的乐趣。

　　在文博类电视节目形成初期，主要是将历史文物、历史遗址、博物馆等搬上电视荧幕，展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并融入哲理思索，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与品位，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这类节目多属单向式的文化讲述或展演，逐渐脱离电视传播的典型特征。近年来，一批文博类电视节目积极创新，打破过去的传播模式，进行语言符号创新、演绎方式创新、舞台布景创新、音效创新等，以独特、多元、震撼的场景讲述文物动人的故事，带给观众别样的视听感受。以2017年央视综艺频道播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为例，该节目属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融合纪录片与综艺两种创作形式，让历史文物“活”起来。其中“明星守护人”以小剧场的形式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素人守护团”通过现场演示讲述文物的今生故事，9大馆长组成“第一点评天团”，共同还原国宝文物的真实场景，使得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往事、人文情怀、社会风气触手可及。此外，LED开合车台、天轨吊装、全息影像技术、冰屏柱等先进技术的运用，使得视觉艺术效果更具观赏性，推动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产生沉浸、凝视、认同感。

　　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在西方发展后，西方学者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探讨。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则用经济学中的“效用增值理论”解读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认为博物馆应发挥大众教育机构的作用。[3]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兴起与发展更是进一步凸显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电视节目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传播效果是一个累积、深化、扩大的过程，具体可分为认知层面、心理层面、行为层面上的效果。[4]文博类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表现在其产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上，即通过普及文博知识、传播传统文化、唤醒大众的集体记忆、激发大众参观博物馆的兴趣，进而唤醒并强化公众的历史文化记忆认同。

　　党的十九大以来，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成为时代热议的话题。文物与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被大众贴上了“严肃”“冷僻”“高深”的标签。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社会教育功能之一，就是把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变为生动有趣的“社群知识”，拉近文物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普及并推广文博知识。

　　大众传媒具有整合社会公共领域知识的作用，能够成功连接“社群知识”和科学知识。近年来火爆的文博类电视节目在创制上有着相似之处，即通过具体情境中的事件或戏剧化的人物冲突故事，扎根于社群知识中，又通过专业精准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释，更新着“社群知识”。例如2018年北京卫视与爱奇艺联合播出的大型文博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节目邀请邓伦、周一围两位知名演员担任故宫文创开发员，对故宫开放和未开放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故宫建筑及文物的探寻，以真人秀、小剧场、动画短片、影视资料、橘猫讲述等多种形式，幽默风趣又不失专业水准地科普历史及文物背景知识，揭开故宫不为人知的一面。公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与节目嘉宾一起零距离探索文物古迹，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极大地满足了获取文博知识的需求。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社会教育功能之二，就是将文物与博物馆知识变为公共议题，进入到公众议程上，激发公众走进文博、参观文博、理解文博的渴求与兴趣。

　　随着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热播，引发了“文物热”“博物馆热”和“文化遗产热”，点燃了社会公众对于文物鉴赏与博物馆参观的热情，掀起了博物馆旅游的热潮。2018年，《国家宝藏》的热播促进了一批博物馆参观的发展，该节目不仅邀请明星进行剧场演绎文物故事，将文物知识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更是推动文博考古专家、文保人员、社教职工、讲解员、博物馆志愿者等与文博相关的工作人员走出幕后，迈向台前，拉近文博单位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公众在了解文博知识的同时，愈加理解了国宝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激发了公众参观博物馆的兴致。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在2008年免费开放前，湖北省博物馆的年参观人次仅为20万人左右，到2018年节目播出湖北省博物馆专题后，年参观人数超过200万人次，在观众数量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此外，电视节目还与新媒体相结合、相互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上也产生了大量文博热门话题，催生了一批网友自制的文物动漫、手绘、表情包、文创设计稿等，推动博物馆文创、博物馆旅游与博物馆宣传的发展。博物馆参观作为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兼具历史溯源、科学研究、艺术观赏、教育推广等方面的价值与功能，其规模与影响在迅速提升，逐渐成为旅游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教育的前沿阵地和有效载体，亦是对历史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批真人秀综艺节目“霸屏”的现象，同质化现象严重，受众逐渐开始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受众受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更加渴求精神文化的回归。国宝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凝结着一个地域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亦是新时期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奋发向前的文化源泉与不竭动力。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其著作《文化记忆》中提出，文化记忆的内容是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其传承要遵循特定而严格的形式，从媒介上来说，文化记忆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演示方式，如文字、图片或仪式等。

　　文博类电视节目将国宝文物与博物馆带进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公众观看文博类电视节目，既是一种文化体验与情感触发的过程，也是一种寻找文化身份与提升文化认同的过程。诸如石鼓承载着先秦时期国人刚柔相济、锐意进取的气质，奠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基调；《千里江山图》书写着华夏江山的宏伟与壮阔，倾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与眷念；故宫凸显了古人智慧与匠人精神，更诉说着一代代故宫人的传承与奉献……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平凡而伟大的中国故事，展示着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与自豪之感，公众在观看文博类电视节目之时能够受其感染与指引，进行族群身份的探寻、认同与重建，在一件件国宝文物中探寻民族共同的文化根源与集体记忆。

　　文物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符号，在新时期愈发受到重视。文博类电视节目以文物与博物馆知识为核心内容，趣味演绎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并运用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中国故事在海内外传播，唤醒了公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这既实现了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社会教育功能，亦展现了新时代电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3]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M].英：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