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电视”的转向与转型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电视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化媒体也进入了“后电视时代”。如何认识和理解“后电视”？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笔者把电视置于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拟、冲突与融合的时空中进行审视。

　　进入新世纪之际，电视迎来了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浪潮。首先是数字电视的出现，电视由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与此同时，电视通过卫星传送信号可实现全球范围的覆盖，而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把它推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早期互联网对电视的影响并不大，所谓的“网络电视”只是把电视的内容搬到互联网上。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再现以及进入4G时代，真正的互联网电视出现了。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聚集了庞大的用户群并形成自己的网络视听文化；另一方面网络视频异军突起，后来居上，逐渐由内容搬运工变成了内容提供商。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电视的厄运来了，或者说电视已从“前电视时代”开始迈向“后电视时代”。

　　互联网对电视真正的影响始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同时也把电视带入移动社交场域。此时，电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生产领域：PGC受到UGC的挑战，精英文化受到草根文化的冲击；在传播领域，中心化的大众媒体受到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体的挑战。电视生产于传播之中，观众变成了用户。用户不仅是电视的接收者和内容的消费者，还是电视的传播者和内容的生产者。传统电视与网络视频在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博弈中此消彼长。此时，刚刚建立起来广播电视学已经难以解释新的视听传播和艺术表现，仅仅靠电视批判难以满足其发展所需要的理论解释和现实指导。

　　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阿曼达•洛茨所著《电视即将被》（2007年第一版）一书就提出美国电视将进入“后电视网时代”。笔者认为称之为 “后电视时代”更恰当。“后电视”中的“电视”指涉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指电视 (Television）指利用电子技术及设备传送活动的图像画面和音频信号，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大众传播的视听媒体。

　　另一个是基于互联网传播的电视，人们往往把它叫做网络视频（Network Video）或视频。它是指以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为终端，由视频网站提供的在线视频播放服务。有学者这样界定：“网络视频就是在网上传播的视频资源，狭义的指网络电影、电视剧、新闻、综艺节目、广告等视频节目；广义的还包括DV短片、视频聊天、视频游戏等行为”。[i]由此可见，网络视频与传统电视有所不同，由此导致从内容形式到接受行为的变化。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电视所处的时空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大家知道电视是通过网络来进行传播的。所谓“三网融合”（电信网、电视网和互联网）其实是“两网融合”，即物理网与虚拟网（互联网）的融合。未来的电视一定是基于互联网的，从内容生产到信息传播，无论是数字电视还是网络电视都把电视带入了一个新时空。

　　在时间维度上，“电视传媒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空间概念, 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电视播出时间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时间具有同步性, 所以电视的传媒特质就是‘日常生活的伴生物’。这种特质体现为‘时效性’或‘及时性’,具体表现为时代性、时尚性、时下性、时机性、时段性。”[ii]其实，还有一个时序性的改变，即从线性传播变成了非线性传播。如今的电视已不局限家庭媒体和客厅文化，而是什么时候看，在什么地方看，用什么方式看，都用户自己来决定。

　　在空间维度上，“电视节目正呈现生产空间多元化、传播空间社交化、运营空间平台化的新特点。”[iii]在内容生产方面，呈现生产方式多样化和表现空间多元化。在视听传播方面，社交影响传播、话题引发裂变、数据定制内容、场景构建时空。在消费经营方面，网络改变观影习惯、移动影响消费行为、平台创新商业模式。

　　由此可见，“后电视”有两层涵义：从媒介形态来看，“后电视”是指基于网络传输的视频信号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视频。从传播形态来看，“后电视”呈现更多的视听传播形态，网络直播、短视频、VR/AR以及各种交互界面的视听内容。“后电视”与传统电视相比在内容生产、传受方式、消费行为等方面大相径庭，乃至会带来媒介组织及组织形态的改变，令传统电视转向新型电视，“前电视”转向“后电视”。

　　无论是从电视还是从视频的角度，目前的探讨更多还是限于局部的表层的描述性研究，恐怕还须深入到对“后电视”的本体论层面展开讨论。“在后现代文化的浸润下中国电视遭遇文化身份模糊与身份焦虑等时代症候，对自身文化定位与文化价值取向存在误区和偏差，导致中国电视在新世纪伊始陷入泛娱乐化的非理性误区。”[iv]而这种身份焦考均源自“后电视”时代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胡智锋教授在论及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时指出：“整体上较为薄弱，存在着‘看不懂’‘讲不清’‘达不到’和‘吃不透’等突出问题。”[v]究其原因之一也是源于对转向的困惑。

　　“后电视”的转向首先是基于网络空间的，它不仅涉及物理空间，还涉及文化空间和媒介空间。“后电视”的空间一方面受到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另一方面又受到自下而上的创新驱动。

　　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我们把物与物的位置差异度量称之为“空间”，其内涵是永在，外延是各有限部份空间相对位置或大小的测量数值。空间有哲学的空间，物理的空间，文学的空间，传播的空间……各种空间存在形式，人们对空间的研究形成了空间理论。

　　学术界对空间理论有过三次大讨论：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先验空间与经验空间，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互联网时代人们进入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讨论。基于电视媒介，还会涉及社会空间与媒介空间之间关系的讨论。

　　在空间理论的研究中，人们提出了“空间转向”这一概念。从列菲伏尔、卡斯特到哈维和索亚等人对这个转向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空间转向”是指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空间具有社会性。在电视所形成的媒介空间中无法形成了两个转向，一个是空间中的文化转向，一个是文化中的空间转向。

　　在当今互联网所形成的网络空间中，电视在生产、传播、消费和经营环节都出现了空间转向；呈现生产空间多元化、传播空间社交化、消费空间移动化、运营空间平台化等新特点。内容生产空间的多元化一是指内容呈现方式，二是内容制作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改变了电视图像的生成、呈现与传达，实现了从影像到拟像再到视像的转变。影像是指像电影那样摄制的现实图像。而数字电视所形成的仿像则由两部分构成，即现实图像和虚拟图像，如三维动画、虚拟演播室等，大大丰富了电视的表现空间。而网络视频的视像，一方面让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让观众有了更多的参与。跟贴和弹幕让电视（视频）内容生产于传播之中。

　　移动社交让电视（视频）的传播方式和消费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后电视”的社会化传播精彩纷呈，既有点对面的大众传播，也有点到点的人际传播，还有面对点的群体传播。网络视频可以通过媒介平台的推荐算法进行精准传播，而这种强大的内容分发能力是传统电视无法比拟的。网络视频还可以嵌入到社交网络中进行二次传播，通过用户转发实现传播路径的转换和媒介平台的跨越。观众的收受行为和消费习惯也在发生改变，尤其是适合手机播放的短视频，不仅从大屏切换到小屏，还从横屏变成了竖屏，形成社交化、移动化、碎片化的收视新形态。

　　“后电视”的经营不仅仅依靠渠道，还依托平台推广和产品设计创新商业模式。当打造出一档优质节目时，人们就可以进行电视IP的开发，开发出更多的衍生产品并形成产业链。与此同时，电视的功能也得到拓展。传统电视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看的，但在央视春晚“摇一摇”双屏互动中，观众争抢红包，看电视变成玩手机。T2O还可以通过电视来进行购物。在“后电视”时代，电视不仅可以看，还可以玩，还可以用。“后电视”时代即互联网时代，由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智联网所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已经新的专用名词，我们把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技术称之为Web3.0，把这一阶段的传媒称之为未来媒体，“后电视”即未来电视。新一代互联网不仅为“后电视”赋能，而且促进其空间不断拓展。

　　“后电视”时代，电视（视频）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流转，也叫做“三屏融合”，“三屏”是指电视端、PC端和移动端的屏幕。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转换中，节目形态、传播方式、收视习惯和消费模式都不同。有些可以兼顾，有些必须区隔；有的造成冲突，有的可以融合。或是先台后网，或是先网后台，媒介融合不断的向前推进。还会形成延伸空间，例如弹幕，形成用户评论空间；例如粉丝，形成各种社群空间。用户身份也在不同空间中不断转换，与传播主体共同构建新的电视媒介空间。“后电视”的策划者们还通过话题、事件来打通空间之间的连接，运营者还通过开发新技术新服务来连接新的媒介空间，如中央电视台融媒体戏曲节目《角儿来了》，它以“还原名家本真，寻回时代情怀”为宗旨，打造“融媒互动、跨屏播出、全民参与、情境访谈、科技点亮舞台”等核心亮点，打造一个全新的戏剧空间。“虚拟戏剧空间是戏剧艺术在物理空间和戏剧意象空间的拓延，当中国传统戏剧遇上虚拟现实技术，这也许正是中国传统戏剧发展、传承和创新的新路径。”[vi]

　　不同媒介空间之间的连接我们把它称之为“媒介融合”，从渠道融合到终端融合，从台网联动到网台融合，融合也从制播业务拓展到传媒产业。而在其中，大数据、云计算、VR和AR、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应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随着深度融合的推进，传统电视的空间边界已屡屡被突破，“后电视”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变得更加广阔。

　　基于社会化传播和“互联网+”，“后电视”的媒介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节目时长发生了变化，从几十分钟的网络视频节目，再到几分钟的短视频，甚至15秒的超短视频，从而形成不同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媒介载体。在这个新的媒介空间里，社交化、智能化和开放性是其三大特征。而空间转向的结果就是空间重构，包括供需重构、关系重构、价值重构。“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供需重构，过去的电视是先有节目（产品）再有观众（用户），现在倒过来，先有用户（粉丝）再做产品。过去传者与受众单向传播的关系变成可以随意转换的双向互动关系，用户也可以提供视听内容，在互联网每一个节点上的用户都可以成为电视台。“后电视”的价值也在重构，我们不仅要做内容产品，还要做服务产品和关系产品，媒体承载多重价值，观众（用户）呈现多元价值。

　　我们不能因网络视频存在的低俗内容，而否定网络视频在新技术新应用上的创新，更应该看到视频产品遵循社会化传播规律的成功探索。从内容到关系，再从传播到连接的转换，关系、连接、平台等成为“后电视”运作的新节点，基于大数据的交往理性、跨界的协同创新等都会推动“后电视”的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并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本的流动。而社会资本流动正是驱动“后电视”空间转向的动力。

　　媒介空间还与社会空间紧密关联，彼此影响。“传统传播者的权威与语境正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日常的‘微传播’消解，信息传播的消费者（使用者）的创造性进一步体现，信息的自我创造、管理和传播变得更加日常化，许许多多的普通大众正在以他们的方式构建另一种社会现实。”[vii]这种社会现实已涉及到文化层面，就是说在空间转向的同时也形成文化转向。

　　我们再来看看空间中文化转向。在互联网所形成的空间中，电视（视频）形成了三个文化转向：单向传播向沟通互动转变的文化价值转向；受众向用户转变的文化需求转向；中心化向去中心化转变的文化参与转向。在这一文化转向中又形成新的表现空间、传播空间、消费领域乃至媒介功能。

　　“后电视”时代也一个泛娱乐时代，娱乐化会在网络上掀起一次次的大众狂欢，也会拉动一次次新的文化消费。随着新技术的发明催生新的文化服务和消费需求。在商业的驱动下会形成新的文化现象和网络效应，也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值得研究，那就是“关系”。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后电视”的底层技术，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我们对电视的内容和用户的需求有更多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货币让电视在资本的推动下随波逐流，在“连接一切”的魔力下，激发人类潜在的需求和，有的甚至会对社会伦理产生很大的破坏力。

　　青年亚文化是青年文化系统的一种“次文化”，是处于从属、边缘地位的青年群体试图通过风格化或另类的符号等作为载体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在互联网空间里，这种亚文化往往喧宾夺主，借助泛娱乐化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甚至还会反客为主，比如俘获年轻人的网络综述和网络大电影。网络视频与传统电视最大的区别就是受众不同，它面对的主要是互联网原住民，是要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6.09亿，占网民总体的76%。其中，手机视频用户达5.78亿，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消费向移动端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超过九成的视频用户选择通过用手机看视频。而在这部分中青年用户占主导地位，那么他们的文化需求也会影响“后电视”时代的文化转向。

　　在传统电视的转型中，是存在着文化障碍的。彭兰教授指出：“每一种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以及新老媒体的融合过程中，文化性的障碍是关键障碍之一。”[viii]她还进一步指出新老用户之间的不同文化偏向：老年人更偏向被动接受的受众文化，而年轻人更偏向主动参与的用户文化。“后电视”中的文化参与不仅表现用户不同的参与程度，还表现为用户不同的参与方式。“当现实的集体行动链接入互联网空间，或者在互联网空间组织动员的集体行动，其参与方式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体在场的直接参与方式，参与方式多样化、间接化。”[ix]如在电视春晚播出过程，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热议就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参与。

　　“后电视”的文化参与更多的与受众身体在场相关。“在意义传播的过程中, 身体意象是作为隐含的意义信息传达给观众的。”[x]而当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进入电视之后，影视从视觉传播领域迈入触觉传播领域。“虚拟触觉传感技术不仅将人的触觉转化为信息，而且将‘物’转化为触觉信息，借助互联网的虚拟触觉交互，消解了横亘在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技术媒介，实现了触觉‘无意识’的跨时空‘存在’。”[xi]可以说，游戏进入电视产生了身体，虚拟现实进入电视产生了触觉。虚拟技术让影视从工具理性走向审美理性，进而改变影视美学以及相应的文化消费。VR/AR不仅会给受众新的体验，还会形成新的文化参与。

　　抖音的兴起很好的印证了米德的理论。抖音不只是用户的自娱自乐，更在于用户之间分享，分享就是一种群体存在。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传播中，抖音制作者一方面可以以各种方式实现自我呈现。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交网络得与他人建立关系并得到承认——点赞和评论，从而获得存在感：明星获得更大的关注，草根获得更多的认可。对于自我，米德划分出“主我”和“客我”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自己眼中的我，一个是别人眼中的我。“主我”既召唤“客我”，又对“客我”做出响应。自我就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抖音达人先是通过“主我”的呈现，进而达到粉丝的响应，最终成为有影响力的“客我”——网红。

　　比如粉丝和网红造就的新文化，加入了游戏的成分，加入了用户的分享，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传播空间；在快手和抖音形成的新传播空间里，加入了互动界面，激活了新创意，从而又创造出新文化新消费新价值。面对这些转向与改变，让我们不得不进行电视或视频的本体论思考，“后电视”到底是什么？它的文化价值有哪些？这些价值又是如何在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形塑？电视主要有三大传播：信息传播、情感传播和观点传播，它的功能主要是用来看的。而“后电视”不仅用来看，还可以玩还可以用。也就是它的文化价值不仅在内容生产和传播中体现，还是在服务中体现，在社交中实现。短视频的传播空间在于社交网络。网红也好，抖音也罢，其实都是社交的产物。从“前电视”的明星到“后电视”的网红，拉动的是流量和粉丝，造就的是新的文化消费，同时也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继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精神空间）后，索亚提出超越前二者的后现代主义的第三空间，他认为这一未被人们认识的第三空间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永远面向新的可能性，面向去往新天地的各种旅程。”[xii]然而，问题是如何让“后电视”释放更多的正能量？从而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在社会化媒体所创设的新的‘社会语境’下，权力和资本不仅共同关注碎片空间这一崭新的空间形态，而且都强调对空间可见性（visibility）的生产实践，同时又都致力于在一种变化的、暂时的、过渡性的流动空间图景中实现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这极大地批判并发展了两种空间思想的意义内涵，并且在空间观念和空间实践两个维度上具有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xiii]影视动漫、网络游戏通过互联网带来的消费文化、粉丝经济、二次元世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主流社会靠简单的打压是难以奏效的，如何积极的引导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创造出更多既有先进文化价值的又能满足新文化需求的作品，成为“后电视”文化转向中的重中之重。

　　“后电视”的空间和文化的双重转向必然会引起更多的变化，一方面对传播形态、媒介生态和媒体业态有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双重转向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复杂的交融，融合过程存在更多变量，当然也会迸发更多创新。

　　社交媒体让信息传播进入关系传播，大众传播演变成社会化传播。一方面，传统的渠道失灵，线性的传播渠道变成网状的传播路径，在传播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受体。电视与观众之间单向传播的传受关系变成视频与用户双向传播的互动关系，关系传播在大数据的驱动下还会形成关系转换。通过用户画像、数字营销、算法推送和内容分发，互联网赋能使得网络视频比传统电视的传播力要大得多。新媒介即新的关系，网络直播、短视频、虚拟现实等也会成为新的结构力量，使得传播形态和媒介生态都会发生改变。

　　“社会化传播是指在互联网连接的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会形成传播行为，通过各种媒介平台和传播工具的关系转换，进而引发社会资本流动和各种传播活动。”[xiv]在社会化传播中，媒介平台与社会资本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如果快手没有百度、腾讯的领投，抖音没有今日头条的平台，短视频是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的，也无法聚集庞大的用户群。

　　在社会化传播的背景下“连接一切”成为可能，而在其中人工智能（AI）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大数据和算法的驱动下，视听传媒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用户关系，不仅仅是视听内容的精准传播，更重要的是了解用户需求，发掘新的用户价值和创造新的媒体功能。视听传媒不仅可以看可以听，还可以用可以玩。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传统电视争夺的是收视，互联网争夺的流量，而移动互联网争夺的是场景。“后电视”时代，服务场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融合要从场景融合开始。我们需要通过技术接入、服务植入以及文化融入等方式来解决媒体接入问题，而在这个接口需要构建“互联网+电视”的场景。

　　不现的传播形态会形成不同的媒介界面，如何在不同的界面之间穿越？如何在不同的空间之间对接？在技术层面，我们要解决跨屏问题；在文化层面，我们要克服认知障碍；在制度层面，我们要实现观念转变。网络视频强大的传播力也会产生不可忽视且难以把握的影响力。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一书中指出：“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力量。”[xv]要更好的进入“后电视”，除了更深入的认识传播形态之外，还要认识它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媒介生态。

　　“后电视”中的“后”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而在这个新进程中，“媒介融合”成为基调，而如何融合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视听传媒所在的媒介生态。

　　“后电视”的新时空特性综合体现在“前电视”时期的“当家花旦”的春晚上。“后春晚”有五大特点和趋势：“一、电视的伴随性出现了，它将形成新的收视行为；二、名牌节目只是一个流量入口，起到导流作用，更多的文章还是导流之后做；三、改变需要更大的价值认同，文艺为服务不能简单化；四、家庭媒体与个人媒体的结合，媒体融合是全方位的；五、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并存、去仪式化和再仪式化同在。”[xvi]从“后春晚”到“后电视”还会有其他新特征，其中有两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新内容的出现，一个是新服务的产生。

　　什么是新内容？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指动漫、游戏、短视频，有的指有爆款IP的网剧网综，有的指基于大数据的内容定制。总之它是内容新生态中的新物种。这类内容多由新媒体创造出来。随着传播形态、生活方式的改变，内容的载体和呈现形式也越发多样化。今天内容的生产、分发、消费和变现都已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与过往的PGC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新内容”彻底颠覆了传统内容并形成新的内容形态和生态。

　　新服务内涵更加宽泛，从新闻资讯到生活服务再到政务服务，泛新闻和泛娱乐并驾齐驱，网红经济和粉丝文化重构媒介生态。在移动化、社交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下，基于UGC短视频成为媒介生态新的结构力量。而网络直播、VR/AR、区块链、5G等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也将左右“后电视”的走向。与此同时，电视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看电视到玩电视再到用电视。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媒介产品也发生极大的变化。除了新的内容产品和服务产品之外，关系产品的作用凸显出来。比如短视频的引流作用，它与其他生产要素形成新的传播链和产业链，如T2O（电视+电商）、短视频+社交+电商等，网络视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它包括渠道、平台乃至生态，涉及到传播、关系、连接、场景、资本等诸多要素。作为产品，“后电视”会形成各种功能性变化。在新技术新服务的作用下，电视生态也会产生各种结构性变化，进而重新构成其新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工业经济时代建立了以编辑中心制为核心的审核—过滤—发布的知识生产体制。它赋予主编和编辑们作为信息把关人的专有权力，确保了内容生产的高质量和专业性，但也剥夺了作者和读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使他们沦为被大众媒介规训的对象。当下互联网自 Web2. 0 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基于人的信息互联模式，在不断消解工业化媒体技术官僚体制的同时，重新建立了从 UGC 到 PGC 的知识权威体系。”[xvii]就媒介组织形态而言，笔者认为未来电视形成四种基本业态：新型电视、新兴电视、IP电视和区域电视。新型电视是由传统主流电视转型而成的；新兴电视即视频网站，如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土豆三大视频网站；IP电视是指影视公司和自媒体；区域电视主要指兼营电视业务的区域媒体。

　　在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生态下，自组织作用开始发挥出来，UGC催生自媒体，自媒体催生新业态，各种新的媒介组织及组织形态不断的出现，使得新业态变成新常态。而在其中用户行为、互动参与、消费文化、社会心理等都会产生各种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也给视听传媒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并存，不仅电视台需要转型，视频网站也要转型，但不管如何，在融合创新仍然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继续传播正能量。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电视机本身正在转型为一个更大的多媒体接收屏幕，同时还会变成智慧家庭的播控台。“在智能电视成为连接用户和内容的首要渠道，成为承载互联网时代无限应用和服务的家庭智能终端的时候，积极探索其媒介广告业务发展模式以及大数据的智能推广应用，在智能电视的创新营销、跨界组合、用户标签、数据管理、生态开发等方面的未来方向，走出一条融合发展之路。”[xviii]

　　让我们再回到原点，“后电视”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不断变化的新媒介形态。“后电视”在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作用下会发生三大变化：1、虚实空间交互中文化冲突与融合，虚拟空间的文化影响力逐渐壮大，对传统文化形成极大挑战，新旧文化在线上线下之间中交织碰撞，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比如B站；2、空间开放化与多种传播主体的嵌入形成多种媒介形态，最典型的是基于大数据和社交属性的直播平台和短视频。3、空间平台化与时间社会化相辅相成，在社会资本与传媒规制的共同作用下，视听传媒业重新洗牌并形成“后电视”的各种复合业态。

　　说到这里笔者可以做一个归纳：曾经辉煌的电视陷入前所未有的挑战，“前电视时代”进入了“后电视时代”，在互联网的新浪潮中，电视进入了新时空，呈现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双转向”。与此同时，一方面电视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进行媒体转型，另一方面在新技术新应用的作用下重构媒介生态，在理论上还表现为跨学科研究和范式转换的特点。“后电视”的发展与理论始于视听，但不止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