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调查】画饼充饥三地建厂 天津诺思迎接十年终局

【芯调查】画饼充饥三地建厂 天津诺思迎接十年终局何佳骏 7月20日，天津经纬辉开广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经纬辉开”）宣布对外投资公告（简称“公告”），与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津诺思”），达成两份股权投资协议，分别投资440万元、1.23亿元

7月20日，天津经纬辉开广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经纬辉开”）宣布对外投资公告（简称“公告”），与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津诺思”），达成两份股权投资协议，分别投资440万元、1.23亿元，经纬辉开累计对天津诺思1.274亿元。

对于已经资金断流近一年，多次爆出欠薪问题的天津诺思而言，1.3亿的融资缓解了燃眉之急。被拖欠近半年薪水的在职、离职员工，终于等到了自己的“血汗钱”，一周前，天津诺思已近向员工补发了大部分拖欠的薪水。

但对于诺思的股东而言，掌管诺思近10年的天津大学团队不得不直面董事会动荡。根据公告，天津诺思董事长、法人代表将由庞慰变更为陈建波，后者同时为经纬辉开董事长；天津诺思总经理变更为陈素群，陈素群为天津诺思股东，持股10.22%。

而且，就在经纬辉开投资的同时，隶属于南昌政府的南昌高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高新置业”）于7月17日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包括庞慰、陈峯等在内的天津诺思10位股东，追偿3亿元借款以及1000万元利息，并且要求对天津诺思质押给高新置业74%股权的拍卖、变卖拥有优先受偿权。该案将于2020年10月14日开庭审理。

天津大学团队总计持有天津诺思84.5%的股权，因2016年向南昌政府借款3亿元，于2019年将其中74%股权质押给高新置业。一旦南昌政府强制走法律程序，天津大学团队将因股权被变卖而被迫退场。

投资公告发布后，经纬辉开在7月20、21、22日连续涨停。但7月21日，创业板向经纬辉开下发《关注函》，对诺思大额亏损、收入较低、市场前景预估、投资原因、财务是否审计、市值增幅较大等情况提出疑问，要求经纬辉开予以回应。

安华高诉讼危机

天津诺思是国内最早自建工厂生产FBAR滤波器的IDM企业。2014年，在全球FBAR市场刚刚起步时，天津诺思已经自建工厂量产了第一代产品。时至今日，中国拥有成熟FBAR工艺的企业也不足5家。

然而，高起点并未能让诺思乘风破浪。2019年，诺思收入4000万元，亏损6600万元；2020上半年，诺思收入900万元，亏损4500万元。连续多年的亏损中，天津诺思因市场缺失、工厂闲置、员工流失等问题每况愈下、处境艰难。

天津诺思的初创始于“天才少年”庞慰。1980年出生的庞慰，在16岁成为重庆高考状元并进入清华大学，2001年清华毕业后赴南加州大学硕博连读，求学期间从事与FBAR相关学术研究。

2009年，天津大学通过人才引进渠道将庞慰引进回国，一同归国的还有庞慰在南加州大学的同学、1978年出生的张浩。29岁的庞慰、31岁的张浩成为天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被捕前的张浩。左一为张浩，左二为庞慰。来自网络

其后，天津大学为庞慰提供一间实验室，并拨款5000万元支持研发FBAR滤波器。天津诺思成立前的早期研发工作就在这间实验室中开展。

2010年，天津诺思进入筹备阶段，引进了第一位投资人，江苏常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常国民承诺出资一亿元，2011年9月，天津诺思正式成立。此时，天津诺思已经在实验室中完成了初代产品。

但就在意气风发之时，埋藏在公司深处的致命危机爆发了。2011年底，安华高技术总监Rich Ruby受邀到访天津诺思实验室。一位天津诺思成立早期的员工回忆：“Rich Ruby进入实验室之后很明确的表示，诺思的产品跟安华高的一模一样，认为天津诺思窃取商业机密。”

如果日后要开拓手机市场，那么知识产权就应是诺思最严格防范的风险。然而这一情况下，无人了解天津诺思为何会邀请Rich Ruby参观。Rich Ruby在回国后立即向FBI提交了报告要求调查天津诺思。

Rich Ruby的到访直接引爆了定时炸弹。但此时诺思忙于建厂投产，并未对这一问题带来的影响作出预判。2015年，经过FBI三年的调查之后，安华高在美国起诉诺思并向天津诺思发送律师函。收到律师函后，天津诺思本应防范来自美国的司法风险。但当时张浩并未接受公司劝阻，反而执意前往美国，最终在洛杉矶被捕。

“公司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在这次危机中全都爆发了。”前述早期诺思员工回忆道，“张浩事件不只是法律问题，这个官司不解决，所有的客户都不敢用我们的产品。所以公司的一位创始人强烈建议集中力量在美国打官司，把张浩救回来。”

如今的问题也证实了最初的担心，手机巨头无人敢用公司产品。2019年，天津诺思几经尝试一度成为某手机代工厂供应商，但该合作立刻就被三星否决。

“但当时，天津大学高层主张投资建厂，不要将重点放在美国官司上。”这场冲突导致一位创始人出走，诺思三位创始人仅余庞慰一人。

南昌泥潭

对美国官司置之不理之后，天津诺思开始筹备建厂扩张。但当时，最早的投资人也与股东发生矛盾，最初承诺了1亿投资的常国民，在支付了8250万元之后拒绝继续出资。

想要继续扩张，需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南昌政府，进入天津诺思视野。

2016年，南昌政府与天津诺思达成协议。双方的合作分为两部分，其一，南昌政府向天津诺思股东提供3亿元借款；其二，南昌政府提供资金、土地，按照天津诺思指导建设工厂，工厂资产归属南昌政府，天津诺思负责组建团队，并在生产线完工后接手，负责通线调试、导入产品。

从高新置业收到3亿元借款之后，隶属于天津大学的陈蠡、陈峯在2016年9月注册成立“南昌曲易企业管理中心”，并凭借南昌政府借款收购了常国民持有的股份。剩余资金用于在滨海新建6寸生产线。

2017年，南昌市政府成立南昌高新微电子科技园，同样开工建设6寸生产线，工厂所有资产属于高新置业，世源科技负责工程EPC以及设备代买。与此同时，天津诺思开始在以“南昌团队”的名义在天津招兵买马， 2018年7月，天津诺思正式在南昌成立南昌诺思之后，天津的“南昌团队”迁入南昌诺思。

虽然双方对产权责任约束泾渭分明，但实际合作中却含混不清。本应属于高新置业的设备，天津诺思以测试、调试的名义将设备运到天津工厂，以支援天津的6英寸产线；南昌政府产线建好之后，本应有诺思负责调试通线，但诺思要求南昌政府支付1.23亿元的“通线调试费”后再行通线，并多次通过“假装调试”敷衍政府视察拖延时间；而南昌政府则要求，要想获得1.23亿元的通线费，得先把当初借款的3亿元进行股权质押。

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博弈的过程中，天津诺思与绵阳政府达成合作。“绵阳政府给天津诺思提供了1亿多元的借款。”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在绵阳建合资公司，又规划了一座8英寸厂。”2018年5月，绵阳诺思注册成立，2019年9月，绵阳诺思宣布主厂房进入封顶阶段。

诺思(绵阳)微系统基地项目主厂房首榀钢梁吊装

然而，当天津产线投产之后，诺思终于开始领教到美国官司带来的打击——手机厂商无人敢用，产品被市场拒之门外。没有经营现金流的支撑，已经建好的产线成为诺思的负担。面对合作政府，诺思只能不断画饼充饥。

2019年中，持续亏损的诺思资金链断裂，并于2019年8月开始欠薪。此间，天津诺思曾向员工借款缓解局面。

迫于资金压力的天津诺思最终答应了南昌政府的质押要求。天津诺思股东于2019年11月向南昌高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质押股权，天津大学团队所持有的天津诺思股权大多被被质押给高新置业，质押总额占诺思总股份的74%。其后，南昌政府分批次向诺思支付了1.23亿的通线费。

根据南昌市政府公布的重大工程项目信息，南昌诺思项目在2019年底的实际工程支出达到9亿元。加上3亿元的借款以及1.23亿元的铜线费，即使不考虑未结算的工程、设备款项，南昌政府在诺思项目上的投资也超过了13亿元。

南昌政府与天津诺思绑在一条船上，花费高额资金打造的工厂，只能等天津诺思接手盘活。

但天津诺思同样在等人救命。分批到账的1.23亿元通线费并未解决资金问题。进入2020年，天津诺思、南昌诺思又开始持续出现欠薪、欠缴社保问题。由于长期拖欠薪资，诺思员工开始批量离职，南昌诺思100多名员工目前仅存约30人。一位资深员工介绍，在经纬辉开入资前夕，天津诺思、南昌诺思的累积欠薪以及员工借款已经达到3000万元以上。

管理混乱，前路微茫

如果说美国诉讼问题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市场挫折，那么接连不断的管理问题则是将诺思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

根据诺思在官网介绍，天津、南昌的6英寸厂月产能分别为1500片/月、6000片/月，年产芯片约15亿颗。需要指出，2017年，Qorvo累计BAW滤波器出货量才刚刚达到10亿颗，安华高产能也只有Qorvo的两倍左右，两家公司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直到2019年底，Qorvo的年产能刚刚达到30亿颗。

这也就意味着，天津诺思要从安华高、Qorvo手中抢走一半的全球市场。如果考虑到目前正在动工的绵阳8英寸厂以及放卫星一般的“125亿颗/年”的产能规划，诺思势必要拿下全球市场才能使产能饱和。

“本来他们能有很大市场。”一位从2014年开始代理诺思产品的代理商向介绍，“但是，2015年张浩事件之后，大公司就没人敢用他的产品了，因为用了抄袭的产品，肯定会在全球吃专利官司，而且必输。”高端的FBAR滤波器，只能转向山寨手机、手表市场，与低成本、廉价的SAW滤波器打价格战，“Qorvo价格是0.2美元/颗，诺思最高也只能卖到0.09美元，大部分只能卖到0.04美元，客户还非常少。”

即便如此，诺思依然凭借一定的产品优势逐步打开了市场。但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大学高层对局势判断过于乐观，启动了2017年的扩张，并将销售总监替换成己方亲信——蒋某。

高校领导不擅长企业管理的弊端暴露无遗。“第二任销售总监蒋某，就完全是外行。”前述代理商介绍，“代理商要对公司的产能、状态有清楚的了解才行，但蒋某完全不跟我们说这些关键信息，反而不断说自己搞定了多少客户、工厂的产能都留给军工客户等等。一句实话都问不到，我们完全不敢放心合作。”

第三任销售总监孙某则被多位业内人士称为“吃里扒外”。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诺思有几款产品，Band40、Band3、WiFi滤波器，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们代理商几个月以9美分的价格卖出去600多万颗。但孙某直接以1美分的价格把2000多万颗芯片全部出给了一家代理商。这个代理商跟孙某合作了十几年，双方利益往来明显。”该事件被业内视为“管理混乱”的典型案例。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拿着全行业最高水平的薪水，但没做出几款产品”“天津大学领导在天津、南昌安插了几十个亲戚，光领工资不干活”等管理问题不一而足。

根据经纬辉开的公告计算，天津诺思目前每月的成本开支约900万元。考虑到新进通线的南昌产线，以及需要偿付的员工欠薪及借款，经纬辉开的资金可以维持天津诺思以目前状态运转8个月左右。

而在未来的八个月中，天津诺思需要竭力丰富产品、开拓市场，通过充沛的经营现金流支撑两座晶圆厂的运转。但是，2020年6月底，美国司法部判决张浩经济间谍罪、窃取商业秘密罪和共谋罪，制约了诺思5年的问题如今被拷上了更严厉的枷锁，正在面临动荡的管理层是否能打破局面，希望微茫。

（校对/范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