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丨马涛：大城市群重构金融格局

智库丨马涛：大城市群重构金融格局戈伟如儿子 “十四五”期间，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格局。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需要高度关注大城市群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及其扩散性和传染性。 马涛 都市圈、城市

“十四五”期间，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格局。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需要高度关注大城市群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及其扩散性和传染性。

马涛

都市圈、城市群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十四五”期间，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格局。不出意外，“十四五”结束时中国将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战略性转变，需要更高能级的宏观要素配置体系来保障。最关键的，就是要探索建立既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激励经济转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

大城市群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需要世界级产业金融体系支撑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大城市群是我国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国际产业竞争优势的先行示范和主体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工信部按照示范区建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相结合的思路，部署形成若干有较强影响力的协同创新高地和优势突出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占美国国土面积1.5%和人口20%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贡献了美国制造业产值的30%，成长为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地带。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无一不是其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与否，将决定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需要探索出适合自身产业升级与扩展需求的宏观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金融深化与金融集聚是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复杂的国家，各类产业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多元和丰富。我国以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兴金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实体企业仍然面临比较明显的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金融机构依然无法穿透资产实现对产业链贸易场景监控。产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注定其需要大量持续且稳定的金融资源供给与配置。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中介，减少创新企业与投资信息不对称。引导资金不断流入投资回报率高的技术创新项目，缩减技术创新高昂的监管成本和代理成本。大规模、高活力的世界级产业金融市场能有效促进全域要素空间布局优化，提升国家产业链整体水平。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累计占全国的61%。金融创新水平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企业家创新成功概率越大，世界级技术创新就越多。　　

大城市群承载超大规模经济体

内需市场需要更高级的

大国金融生态

下一轮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主节奏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汇融合。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讲话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城市群市场深化、市场规模扩大，会梯次增强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金融集聚向心力。2020年前三季度，京、沪、苏、浙、粤五省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占全国的38.56%（2019年占38.60%），累计规模达11.43万亿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金融资源不断发展和累积，会导致金融市场扩容。理想状态下的投融资需求规模双增长与投融资成本双降低，就有可能在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群中出现。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适应“十四五”全面促进消费需求，需要发展出健康丰富的金融生态。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消费升级大势所趋。中国拥有14亿人口大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国家发改委等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正在向消费牵头、拉动投资和出口协同的新架构转变。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9%，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经济高质量发展诱致金融需求升级，金融需求升级带来金融供给进化，金融创新需求就会增加。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多样性金融生态相互响应、相互加强就有可能滋养出繁盛城市群金融生态。金融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服务，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社会化。数据、算法、算力及区块链技术，在系统性和整体性上重塑了金融行为信息结构，资产与资金的对接和信息高效流动。消费结构升级扩容带动消费金融多样性创新转型，产业组织平台化催生供应链金融风控数字化，中小企业电商化带来小微金融蓬勃发展。

大城市群需要形成服务中国

国际大循环的“金融指挥部”

未来30年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联通全球主要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大城市群不仅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主体主力，更是长期国际大循环体系的“大脑”与“骨架”。惟其如此，才能设计、引导我国产业分工体系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2019年沪、京、深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金额比重分别为50.1%、14.3%、8.6%，累计占全国的75%，累计规模接近13.5万亿元，大城市群金融市场跨国配置效应初显。

进一步看，大城市群需要为我国当前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扩展到全球率先发展出“金融指挥部”功能。重点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贸易救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法律、经济与技术合作、政府采购等展开。进而引导保障开放大循环资源、贸易与金融联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体系充分契合产业国际分工扩展与贸易金融国际深化需求则是其核心任务。2015年以前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香港等地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以及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近几年开始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成为计价货币、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培育人民币需求。东部沿海城市群可以通过自贸区、自贸港等开展日韩及东北亚双循环需求，东南城市群可以在RCEP框架下发展与东盟国家双循环需求。未来的开放大循环必然会呈现差异性，三大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国际金融服务体系的成长与成熟，将直接决定中国全球产业网络核心地位。

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

大城市群需要抑制过度

投机力量冲击金融安全

中国金融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在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推进金融深化、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也潜藏着高风险。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进入加速期。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启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2019年3月1日实施科创板及注册制，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实施，交易所债市和国家发改委企业债实施注册制以及2020年8月21日创业板实施注册制。“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金融体系首先要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资金，解决企业的各种融资瓶颈，为各类企业提供丰富、畅通的融资渠道。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基础是足够规模多样性与流动性的金融产品需求。债券市场的有序性和可控性，需要政府尤为关注。

市场中投机力量的增长与市场的成长壮大会并行出现。其原因在于市场不健全、不完善，如果不进行提前规划与改革，这种投机力量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强大。近年来，较大规模的金融风险、高风险的金融企业，也率先在大城市金融市场中蔓延扩展。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需要高度关注大城市群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及其扩散性和传染性。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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