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难纪：与军阀

沧桑难纪：与军阀窦娥冤教案 解玺璋/文前几年读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美国著名报人理查德·克鲁格所著《永不消失的墨迹：美国曾格案始末》。近几日读路鹏程的《难为沧桑纪废兴：中国近代新闻的职业生涯（1912—19

解玺璋/文前几年读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美国著名报人理查德·克鲁格所著《永不消失的墨迹：美国曾格案始末》。近几日读路鹏程的《难为沧桑纪废兴：中国近代新闻的职业生涯（1912—1937）》，就把这本书想起来了。

为什么会想起这本书？看上去，二者所记述的内容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联吗？且听我慢慢道来。路鹏程的书是对民国前二三十年社会状况和新闻业态全景式的扫描，等于给这段历史做了一次“核磁”检查。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精心的、工笔画式的描绘，既有宏大的全景，也有纤毫毕现的中景、近景和特写。

一

书里写陶菊隐的那一章《被缚的“无冕之王”：新闻审查体系中新闻的抗争与调适》，就很切实、生动地讲述了新闻在新老军阀统治下的真实处境。

陶菊隐是民国名记，而他的闻名于今日，首先恐怕还是因为那部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而这部巨著恰恰是陶菊隐近30年生涯的总结和见证。民国早期新闻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以军政新闻为统领。那时，凡有些名气的新闻，很少不是在这块地里耕耘过的，不独陶菊隐一个，为此而献出生命的邵飘萍、林白水，亦成于斯，死于斯。难怪成舍我在《世界日报》开辟教育新闻专版，当时竟被行内视为创新之举。

陶菊隐的生涯从一开始就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军人、政客之间周旋。这是他作为的必修课。他是湖南人，15岁就踏入报界，时为民国之初，袁世凯的亲信汤芗铭为湘督，为给袁氏称帝制造舆论，汤对报纸严加管控，反袁的国民党报纸皆在封禁之列。陶菊隐刚一出头，就撞在了枪口上。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呜呼，汤芗铭被逐下台，国民党系统的谭延闿督湘，陶菊隐亦时来运转。他供职的报纸为当政者所看重，作为政争的工具而加以扶植，并享受新闻津贴。但很快湘系军阀在南北之役中战败，北洋军阀张敬尧乘机入主长沙，他对新闻的管控尤其严苛，作者引相关的材料说明，张敬尧“视报纸如刍狗，新闻如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不必援引条例”。这自然引起陶菊隐们的不满和反抗，但也只能采取有限的规避方式，绕开新闻检查，想办法把消息发出去；或者利用租界邮政系统不受中国官方检查的便利条件，把消息寄到上海发表。

此后，驱张运动成功，湘系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回到长沙主政，他们标榜“湘人治湘”，新闻从业环境相对宽松，陶菊隐也和他们，以及程潜、唐生智、叶开鑫、蒋锄欧、吴佩孚之流，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新闻报道上具有豁免权。实际上，由于新闻来源具有更多的私密性，于是，能不能发表，以什么方式发表，说到什么程度，审查的责任就落在的身上，而这种自我审查给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内心冲突更加强烈，因为这里不仅涉及的权利边界，新闻报道的自由尺度，也涉及新闻的职业操守，以及应该遵守的新闻伦理，这种精神上的困境亦是陶菊隐辈无法回避的。

难为沧桑纪兴废

路鹏程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1年12月

作者路鹏程通过查阅大量的民国文献、报刊、当事人的回忆录，试图复原陶菊隐在各路军阀严酷的新闻生态和检查制度下是如何采写军政新闻的。而他在另一篇《秀才遇到兵：新闻与北洋军阀》中，则跳出湖南，在全国范围内梳理了新闻与北洋军阀的关系。

在民国史上，北洋统治的时间并不算长，从袁世凯帝制失败，到国民党北伐成功，也就十一二年。但对中国报业来说，或许可以称之为“黄金”时期。理由有以下几个：其一，无论民初的《临时约法》，还是后来的《天坛宪法》、民国三年的《约法》、民国十二年的《宪法》，虽说是冠冕堂皇，却都有保护人民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的条款，新闻可以拿来做护身符，尽管常常不是很管用。其二，南北分裂，以及北洋内部的派系之争，也给报业的发展和的活动创造了许多机会和空间。其三，北洋虽是军人执政，武夫当家，但这些军人、武夫很会利用报纸、新闻制造舆论，美化自己，往往是兵马未动，“通电”先行，有时甚至就是利用“通电”打舆论战，或释放烟幕，迷惑对方。其四，报纸和也是各派军阀的信息来源，他们要了解时局动态，甚至军事机密，有时也不得不依赖。这都使得北洋时期报纸和的生存条件要优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

二

那时的报纸很少有赢利的，多数报纸为了生存，或领取政府津贴，或接受党派赞助，或投靠某系军阀，否则是很难立足的。根据邵飘萍在其所著《新闻学总论》中公布的1925年的调查结果，本年度北京73家通讯社中，就有60余家是靠政治津贴讨生活的。尽管他在书中痛斥了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明他所主持的《京报》不接受“津贴”。事实上，由于经济原因，邵飘萍对“津贴”一般持来者不拒的态度。所不同的，他并不因为收了“津贴”就不发批评稿件。据先后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和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月除送胡政之、林白水的《新社会报》三四百元外，也给邵飘萍送过两笔数目相当大的钱，“因为他是有名的，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

民国名嘴龚德柏也曾忆及一件事，他说：民国十三年三月底，这时顾维钧任外交部长，南方国民政府的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代表加拉罕，在北京办理中俄复交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条约草案，顾维钧表示否认。由于邵飘萍感情天平倾向南方，故《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他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至一千元。于是，次日的《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

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希望办一份独立的、民间的、大众的报纸，实现其“自我的喉舌”与“社会大众的喉舌”的办报理念。《世界晚报》的创刊号曾公布了十六个字的办报宗旨，即“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而不受津贴，只能走商业路线，政治上取中立态度，为读者提供公正的消息，兼及娱乐的文字，以扩展销路。这应该是新闻职业化、专业化的正途，却不为当时的报界主流所认可和接纳，以为是庸俗的小市民报纸。

邵飘萍曾说过：“若无政治兴味则不成为名。”而当时新闻最浓厚的“政治兴味”，则集中在军阀身上，集中在军政新闻上。这不仅是新闻的宿命，也将成为中国报业或新闻业的宿命。作者在《德难以立：新闻职业道德实践的困境与振拔》一章中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阐释了新闻在实践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并进而揭示了他们为了冲破封锁严密的文网所采取的种种斗争策略，他们的坚持和妥协，犹豫和彷徨，以及复杂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焦虑，左右为难的煎熬，包括随时可能遭遇的性命之危，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娓娓道来，为我辈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使我们对民国新闻如何面对严酷的新闻管制有了更直接的切身感受。

作者还注意到，中国新闻容易在道德伦理上困于精神痛苦。这或者是由于早期新闻大多来自科举停摆后失去上升空间和机会的士子。而儒家富于理想色彩、泛道德化的伦理诉求，不仅对新闻是一种内化的约束和限制，也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新闻职业道德的想象、期待和评价。因而，中国新闻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至今未能超越道德伦理的层面。

“难为沧桑纪废兴”这个书名，也道出了作者所感觉到的几许无奈。在这点上，西方新闻报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路径是有别于我们的。倒也不是说西方社会对新闻的职业道德没有要求，而是说，除了要求新闻必须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他们更重视通过法律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和保护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三

我前面所以要卖个关子，提到著名的美国曾格案，就是因为这本书提醒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曾格案发生在美国殖民时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众舆论权诉讼案，也被誉为美国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史诗开篇。1733年，印刷商人约翰·彼得·曾格发行《纽约周报》，刊登文章抨击和嘲笑新上任的英国总督威廉·科斯比的腐败与傲慢，整个纽约为之震动。1734年岁末，曾格被控煽动诽谤罪入狱，报纸也被当众焚毁。九个月后的1735年8月4日，发生了一场改写历史的审判，来自费城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而陪审团仅用几分钟即裁定被告无罪，曾格被当庭释放。

在这里，我无意探讨美国历史学界、法律界、新闻界对曾格案历史地位的争议，无论如何，汉密尔顿在为他辩护时所提出的那些论点，是对早期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民意基础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带来了相应的政治和法律的改革。尽管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即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的法律，要等到数十年之后才得以发表，但它毕竟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把与人民之间保障表达自由的契约列入了立国之本的宪法之中，而曾格案对此是有拓荒和启蒙意义的。

当我沉浸在路鹏程所构建的民国时期的新闻生态和处境中时，忽然就想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美国曾格案，严格说来，是想到了曾格案的处理方式和最终的结果。民国时期亦不乏新闻触犯当权者利益而身陷囹圉的案例，但其结局多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当事人出狱，或因营救失败而坐以待毙。邵飘萍、林白水被捕后，北京新闻界都发起过营救行动，但都无济于事，他们最终亦难逃一死。陶菊隐、成舍我辈亦曾遭遇这种生死关头，他们的幸运之处在于还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化险为夷，逃过此劫。难怪陶菊隐曾深怀戒惧地说：“我自踏入新闻界之始，就对这个行业抱有不安全感。”这也是所有新闻共同担忧的。军人政权往往是野蛮和随性的，他们对新闻的管制也是随意的，没有具体的标准。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果说有标准的话，也只是个人化的标准，一个人说了算，以维护个人私利或私欲为出发点。

新闻的发明: 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 /著

新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俊祺 童桐 /译

2022年1月

四

最近另有一本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的独特之处，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佩蒂格里的《新闻的发明》。作者先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追述了欧洲现代新闻业的前史，即14世纪至18世纪欧洲新闻报业的发生和发展。

在欧洲，新闻业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基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商业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需要了解周边和外部世界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因而，欧洲的新闻业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发性、民间性、商业性和娱乐性。作者归纳为四个主要因素，即速度、可靠性、内容把控和娱乐价值。背后虽然也有金钱和特权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但其文化基因中固有的平等交易、契约精神和互信互利等内涵，始终深刻影响着欧洲新闻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包括对新闻报道环境的改善，以及如何从法律上界定和赋予新闻的权利。

实际上，中国的新闻业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羞涩地引进商业意识和商业因素，新闻可以凭借满腔热血和邪恶的权力搏斗，却很少意识到的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当然社会环境也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军阀混战的现实很大程度上迟滞了中国的司法建设的进程。在这方面，路鹏程的这部专著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读罢之后，深为民国时期们的宿命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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