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代落水者的尊严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终场前六分钟，是辽宁足球史上的至暗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2:1逆转辽宁，把昔日的“十冠王”踢到了甲B。

　　早在这年春天，有二十七万名工人沦为“下岗大军”，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

　　沈阳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中级和高级人才。

　　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单论一个城市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没有几个城市敢说能赢过沈阳。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

　　政府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当时的市长张荣茂竭尽全力，让下岗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19元失业救济，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他们还在怀念自己在车间里生龙活虎的年代，还在盯着政府颁发的金灿灿奖状，还在反复盘算怎样用下岗救济金养活全家人。

　　时间长了，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没有人听了，电视里播的新闻没有人关注了，大堆大堆的报纸看也不看就扔掉了。

　　曾经冒着浓烟的烟筒渐渐沉寂，曾经轰鸣作响的机器慢慢生锈。许多旧式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中心和洗头房。

　　沈阳陷入痛苦的1995年，双雪涛12岁，班宇9岁，郑执8岁。三个男孩都生活在沈阳铁西区，那里聚集着100多万国企职工。

　　黑吉辽的城镇化程度在当时领先全国，加上铁路公路网发达，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文化潮流在东北平原畅通无阻，奔涌在各个大城小城。

　　计划经济时代，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译制国外电影的传统。80、90年代，东三省的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延续了这个喜欢睁眼看世界的习惯。

　　长春电影制片厂、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译制的国外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聪明的一休》《百变雄狮》《魔神英雄传》《大力水手》《机动战警》《圣斗士星矢》《七龙珠》《海底小精灵》《灌篮高手》......在东北各地电视台接连上演。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动画，对一代东北少年进行了最早的文艺启蒙。他们并不富足的童年，却拥有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庞大精神世界。

　　1995年不过是下岗大潮的序幕，自1998年到2001年，东三省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

　　为了让下岗工人振作起来，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那些年，这首歌在电视台里，在街头巷尾任何有喇叭的地方回响。

　　几年后，赵本山导演的《马大帅》在央视开播，范伟饰演的范德彪失业后带着几个老乡一起创业，给自己打气时引用了这首歌的歌词：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1999年，有人站在最高舞台上，未经选举就主动为下岗工人们代言。有人引吭高歌，想为他们的苦涩日子灌点鸡汤。

　　只是少有人直接将镜头对准这些近时代角落的工人，记录他们是怎么活着的，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1999年年底，他单枪匹马来到铁西区，将自己的DV镜头对准了工人们，每天早上8点和他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甚至凌晨2点多和他们一起回家，完全融入了他们。

　　这一拍，就是18个月，积攒的素材足足有300小时，连工人们爆粗骂领导不管厂子死活、洗完澡一丝不挂在办公室聊天、赌钱看的镜头都有，可见拍摄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当时的工人时，有说他们混吃等死的，有说他们只会吃大锅饭的，甚至还有说就是他们把国企搞垮的。

　　在下岗之前，他们依然在破败的厂房里炼着矿，冒着生命危险维修漏着高温钢水的管道，哪怕上面没人当回事。

　　一吨原料炼成铜的纯利润是3000元，一天能产300吨，一年就算只开工十个月，净利润也能有2个亿。但是厂子进的全是假料，炼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能不亏吗？

　　有个工人在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上小学时就学派，没好好念书。这样一个时刻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最终落了个被潮流反噬的结局。

　　有位工人的媳妇已经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他和媳妇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一百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才能走到市场，然后他再来上班，一天下来能睡4个小时就不错了。

　　下了岗的工人们被召集到疗养院疗养。由于常年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下作业，很多工人的血液铅含量超标，必须接受注射治疗，代价是血液里的有益细胞也一并被杀死了。

　　更多时间里，他们或严肃或调侃地聊着没有着落的未来，满面愁容，眼神黯淡，无力地等待着洪水的冲击。

　　年底工人们聚会，他们知道下一年的日子更不好过，但依然享受着短暂的欢乐，轮番提酒，唱着《走进新时代》。

　　但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工人们的迷茫、挣扎和无助，依然被这些没有任何加工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难史，被新的宏大事业抛弃、碾压的痛苦，很多人却不愿铭记甚至回避，习惯性地说一句：

　　就在王兵拍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人时，有个22岁的摇滚青年，在夜幕下的哈尔滨唱着不挣钱的摇滚乐。

　　那时的哈尔滨，一眼望去都是俄式与欧式建筑，西餐馆林立，外资企业有上千家，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人称“东方小巴黎”。

　　他在舞台上穿着大红大绿的棉袄裤衩，他的歌词总是充斥土了吧唧的俗语，所以有人说他的摇滚不过是二人转加了一把贝斯，还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

　　90年代闯出名堂的，有毛宁，那英，李春波，胡海泉，火风，孙楠，孙悦，付笛声，冯晓泉，水木年华，艾敬等等。

　　新千年以后，举国欢庆的喜讯连连。光是2001年，就有北京申奥成功，国足晋级世界杯，成功入世三件大喜事，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脚步越来越快。

　　戏外的他，经济地位早已和普通老百姓不在一个阶层。他买过私人飞机，给拍过广告，为此没少被人骂。

　　但是这个幼年成了孤儿，跟着叔叔在街头卖过艺，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人，始终拥有和普通老百姓共情的能力。

　　被小偷摸了钱包，装瞎子拉二胡讨钱为生，遭遇驱逐，被当成造的拘留，在饭店里洗盘子，在澡堂里搓澡，去工地里搬砖，住不起旅馆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

　　为了给媳妇看病，他替有钱人哭丧，充当富二代拳击手的人肉沙包，帮老板们讨债。为了生存，他拼尽全力。

　　在《落叶归根》里，他演的农民工背着工友尸体，奔走了一千多里地把他送到老家安葬，一路尝尽酸甜苦辣。

　　最为动人的一段戏，是他坐在运水泥的工程车上，看着公路两旁的辽阔风景，高兴得张开双臂，放声朗诵从小学生那里学来的课文：

　　赵本山演的这两个穷人有小心机有小缺点，但总会在某个时刻，让人觉得他们活得特有尊严，特别浪漫。

　　2011年以后，赵本山再也没有上过春晚。那些辉煌、那些争议都已是昨天的故事，渐渐烟消云散，但东北人民没有忘记他，年轻人甚至继续对他的作品进行着二次开发。

　　在聚集着大量90后甚至00后的B站，他是让改革春风春吹翻全网的念诗之王，他是能够成功话疗小丑的心理医师，他拍的电视剧与港片碰撞成了东北蒸汽波。

　　也是在2003年，长春有个名叫董宝石的高中生，在网吧里听到了刚刚兴起的中国嘻哈。隐藏、竹游人、功夫、黑棒这些组合的作品，他翻来覆去听了许多遍。

　　董宝石喜欢音乐，有同学想拉他一起搞摇滚乐队。他虽然会写歌，但什么乐器都不会，索性搞了一个嘻哈组合，起名叫右翼党。每天写歌、玩滑板、涂鸦。

　　2019年，董宝石推出单曲《野狼Disco》，每句歌词几乎都能让人想起90年代的流行文化。此歌一出，迅速成为年度最火神曲。

　　龙哥是我音乐道路上的灯塔，指引我前行，你看我龙哥平时演唱会上穿的花花绿绿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灯塔，那是红绿灯。

　　我们这些后辈就在后边看，路上远远望去，唉呀妈呀，摇滚的尽头就是这玩意啊，拉倒，赶紧变道吧老铁，当时我就决定我搞说唱了。

　　估计差不多了，也就剩两个月吧。这两个月我尽情蹦跶，多露露脸，该吃吃该喝喝，同时多看看直播，跟我们佳琪哥学学销售，没准哪一天我又回去卖水龙头......

　　轮到梁龙登场时，他先自嘲自己穿搭是“红棉袄、绿棉裤、东北大花布，二手时尚三要素”，然后回击董宝石：

　　然后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哐哐哐哐在前边跑，我走着，你跟着，我一回头，你把东北文化振兴了，咋的，我踩踏的？

　　2019年2月，易烊千玺在自己的Instagram上晒了班宇的《冬泳》。此后，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再加印，到9月时已经印了6版。

　　《冬泳》浮出水面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严肃文学凋敝的当下，东北却在这几年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再一次形成了“东北作家群”。

　　早在2016年，双雪涛的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就入围台北文学奖，并斩获多个重要奖项；成名更早的郑执，在2018年写了短篇小说《仙症》，被人称为“东北魔幻现实”。

　　年过三十的他们，活到了父辈当年的岁数后，能把那些人那些事看得更清楚，最终成了他们作品的一部分。

　　在他自导自演的视频里，老四一个人“扮演全世界”，演绎东北的酒桌文化、家庭日常、亲戚邻里，把人看得前仰后合，数以百万计的粉丝每天都在视频下面留言催更。

　　然而很多人听完《野狼 Disco》之后，说它不过是又一首速生速朽的神曲。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更是一个伪命题。

　　复兴必然要有一个过去的参照，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指向的是古希腊古罗马，而近三十年东北输出的文化，多是供人一笑，带着苞米碴子味的小品喜剧和土味喊麦，与文艺毫不搭嘎，有什么可值得复兴的？

　　大胆展示全裸的油画、壁画、雕像有多不像话就不说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个笑话集，高高在上的院长需要，圣洁的修女也得，这成何体统？

　　但这些作品正是因为肯定了人的，才能让当时的人挣脱神性的束缚，拥抱人文主义，结束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

　　就像拉美文学绕不开一样，东北文艺也难以回避下岗大潮带来的创伤与衰退，许多作品都带着浓重的伤痕色彩。

　　早在双雪涛与班宇的小说出版之前，就有一批电影在诉说着东北小人物的困顿人生：张猛导演的《钢的琴》《耳朵大有福》，韩杰导演、贾樟柯监制的《树先生》，耿军导演的《锤子镰刀都休息》。

　　在这些“东北伤痕文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落水者的故事，看到这些小人物在一无所有之后的尊严时刻。

　　《平原上的摩西》里的老李，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两分四十五秒；《盘锦豹子》（收录于《冬泳》）里的孙旭庭，能在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成功完成前苏联大型印刷机的组装。

　　哪怕那尊严的时刻只有一瞬间，哪怕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毫无用处，哪怕曾经相信的一切早已不合时宜，他们依然选择坚守内心不容侵犯的东西。

　　《耳朵大有福》中的模范职工王抗美，退休之后走向社会，面对新的潮流完全跟不上节奏。即便如此，他依然细心照顾在医院卧床多年的老伴。

　　《盘锦豹子》的孙旭庭，被印刷机卷掉了一条胳膊，下岗后媳妇跟着更有钱的跑了，但面对上门找前妻讨债的地痞，他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像个豹子一样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主角陈桂林下岗后，媳妇找了一个卖假药的跟他离了婚，要争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喜欢钢琴，陈桂林买不起，于是就带着一帮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工人兄弟，回到一起奋战过的车间，打造了一台钢的琴。

　　但东北文艺工作者不接受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一代人献上一场体面盛大的、充满尊严的告别仪式。

　　昨天还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员，面带笑容相信未来。但时代瞬息万变，转型总在发生，没有谁能保证那个要被优化掉的人不是自己，现实中从来没有“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集体的宏大梦想，一代又一代人燃烧着自己。等到必须谢幕的时候，他们不应沦为毫无保障、毫无尊严的落水者。

　　然而宏大梦想是永远追不完的。总是让个体提高觉悟，为集体无条件换位思考的状态，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尽头？